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8)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氛围里，广大纳税人有何基本自由与权利，他们的政治自由与言论自由，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因此，所有税收的意志，体现的就只能是巴列维国王一个人的意志。自然，所有对“税权”的监督，也只能形同虚设。 
　　警示之五：没有公正的税收与抢劫集团有何区别？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如果没有正义,王国和大的抢劫集团有什么分别 ”[52]诚者斯言。在伊朗，根本谈不上什么基本的公正。巴列维家族本身就是一个依靠暴力与专制支撑的特别集团，他们享有大量看似合法但却极为不合理的特权。伴随“白色革命”的“深化”，财富就在巴列维的独裁暴力掩护下，迅速集中到了恺加王朝的一千家名门望族和巴列维王室的五十个家庭之中。同时在这些达官显贵、太子公主周围又聚集了一大群借助权力新生的暴发户，形成了伊朗的所谓“上流社会”。据《金融时报》的调查，“国王、他的姐妹和王亲国戚至少在一百零五个工厂企业的财政上插了一手，合股经营了十七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二十五家冶金和矿山公司、近五十家建筑公司和数量类似的食品厂。巴列维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华饭店，实际上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以及附属的水泥和钢铁制造业……”[53] 
　　结果，在国家内部，一边是以钱权为粘合剂团聚起来的统治集团，另一边则是生活水平日趋降低的劳动阶层。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托克维尔说:“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54]当代正义论大师罗尔斯精辟地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55]无疑，伊朗“白色革命”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却是极大的不公正，而这些都与税收统制结构的错位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结构出了问题，就等于它的基础与基石开始松动，其距离危机与危险的悬崖就很近了。因此，阿萨德·阿姆罗依认为，巴列维国王在60年代所推行的“白色革命”是非常没有根基的革命，可以用伊朗的一句谚语来形容——“把自己的胡子剪掉贴在头发上”。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它把农业全部破坏了来发展工业，而工业又完全受西方的控制，并非从基础工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同时，石油价格暴涨，使得国家一下子变得特别富有，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过是虚幻的泡沫经济。此外，当时伊朗购买了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现代化程度陡然提得很高，受雇佣的人很少，大量散失家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大量的人失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56] 
　　总之，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世人的警示与启示是多方面，其中税收警示最值得后世关注和重视。1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就指出：“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繁荣。这种不断增长的繁荣，未能安定民心，却到处激起了人们的不安情绪，恰恰是在法国经济状况得到最明显改善的地方，群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57]这无疑是在警示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税收超常增长之时，一定要注意遵循税收的终极目的，从根本上解决“税权”的合法性以及制衡与监督问题，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各种税收基本权利，诸如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根本问题，必须坚决捍卫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公正。 
　　这些，恐怕就是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世人最大的税收警示与启示。 
　　参考资料： 
　　[1]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M]. 北京：东方出版社，姜丽//彭修彬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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