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3)

　　鉴于这种改革的结果，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 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13] 总的爆发终于在1977年启动，1978年秋，拥有绝对国家暴力权柄的巴列维国王，被手无寸铁，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据胡韦达记述，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14]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较量，胜利者却是弱者，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15]令世人最为不解的是，国王手中掌握着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又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以及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还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而且，“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同时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巴列维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6]。 
　　这确实令人费解！ 
　　三、从税收角度省察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原因，目的在于探寻伊朗“白色革命”给予世人的税收警示在哪里？ 
　　警示之一：谁是最高“税权”的真正执掌者？ 
　　税权是任何社会税收统治者或治理者都必须拥有的一种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的合法性在于其是否得到被管理者，即纳税人的同意。无疑，只有征得纳税人同意的税权才是合法的，才是纳税人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因此，只有在合法税权强制下的征税才是合法的。显然，伊朗的“税权”是没有经过广大纳税人同意的权力。所以，严格说来，伊朗所有的征税与抢劫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整个伊朗的财税大权，诸如征多少税，向谁征税，何时何地征税以及如何用税，向那里用税，用多少税等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掌握在国王巴列维一个人手里。或者说，“白色革命”实际上体现的只是巴列维国王自己一个人的意志，也仅仅是巴列维国王自己一人一厢情愿的革命。财税同样，也体现的都是巴列维国王一个人的意志。而且，鉴于人性在无实质性约束制衡情况下，总是趋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事实，巴列维自然会趋于掌握所有的财税大权，实现自己的财税意志。诸如增强国力，巩固政权，沽名钓誉，大干快上“形象工程”、“标志工程”等等，都只会以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为圆心。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不得置疑。他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17]这就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其父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曾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18]而且庆幸，“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像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19]这样，在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一切政令实际上都出自于巴列维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等同于傀儡。1957年以后，他还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到了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同时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20]自此，巴列维国王将自己完全打造成了一个现代独裁者。为了保持政权稳固的基础，就不顾一切地扩军备战，不断追加军费开支；同时不停地加强庞大的官僚体系建设，以便实现其独裁统治。结果，政府机构和官僚队伍，包括知识界和政府雇员的人数就越来越多。据统计，在白色革命之前，伊朗政府设有12个部，雇员15万人，但到70年代中叶，政府设有19个部，雇员增至56万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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