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5)

　　伴随伊朗“白色革命”而展开的税制革命，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一终极目的。伊朗的一切税制革命，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如何巩固巴列维国王的政权，都是围绕王权的延续和加固展开的。因此，一方面是通过独裁的手段和途径任意向纳税人征税，无限度地攫取财富，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巴列维专制政权的需要，任意支出，挥霍浪费。其后果可想而知，不论怎样，都是不断远离广大民众的利益和福利。伊朗“白色革命”背离这一终极目的的程度，可通过曾经出使伊朗的沙利文先生的记述窥其一斑。沙利文写道：“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 [30] 原因很简单，税收的征与用，都背离了人民的基本福利要求，背离了税收的终极目的。不论税收的征收与使用，都是围绕巴列维王朝的王权得失而转。这样，整个国家的税收治理结构，岂不出现扭曲和错位，结构性弊端就日益显现，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最终导致民心的溃散。事实上，在短期的经济空前繁荣之后，畸形的伊朗经济在1975年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失调和混乱。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预期，政府的财政一下子就从上一年尚有20亿美元的盈余变为高达7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就对工薪阶层的税收从1975年的4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31]。同时，由于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致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广大民众的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 16．6%，1977年上涨 25．1%[32]。而在 “白色革命”初期曾经受惠的农民，也因为随后政府的放任不管，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由于农民因缺少资金、技术、生产落后，生活继续贫困甚至更加恶化，对土改的态度也逐渐变为失望和不满。直接的后果是，革命后比土改前缺粮更严重。1973年比1969年进口农产品增加2倍，1974年仅小麦进口就达250万吨。[33] 
　　其实，一切社会变革，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最不可饶恕的失误就是在根本方向上出现了误差。一旦在这方面犯了错误，纠错的成本是无法估量的。碰巧的是，伊朗不幸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种子。因此，迎接它的命运只能是失败。 
　　警示之三：内部机制能实质地监控“税权”吗？ 
　　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34]这是因为，大凡绝对权力，都是不合法的权力，都是未经被管理者实际授权的权力，也是缺乏实质性权力制衡与监督的权力。因此，这样的权力，如果不被滥用才是意外和特殊。 
　　伊朗“白色革命”，自始至终都是在巴列维的独裁专制权力下导演和推动的。无疑，巴列维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全权的、无限的。也意味着，惟有巴列维国王一人拥有国家治理的全部自由，除此之外任何人，包括王公大臣们，管僚集团，都没有自由，都无权管理国家的一切公共事务，包括税收事务。这样，“白色革命”看似动机纯洁和高尚，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是最无耻、最不人道、最不自由、最不公正，自然是最缺乏人权、法治、民主、宪政的所谓“白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血色革命”，是厚黑无耻的“黑色革命”。“白色革命”至多是巴列维国王一厢情愿的幻想，是巴列维国王为了维护独裁专制，借用国家公器与资源而主动发起的一场赚取合法性的公关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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