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6)

　　所以，巴列维国王为了解决普遍的腐败与浪费而刻意组织起来的反腐组织与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其实既是非法的，也是无力无效的，根本不可能对伊朗体制性的腐败产生实质性的遏制与惩治。特别是在急剧扩张，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与经济崛起之时，这种来自内部的监督根本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腐败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毒瘤，始终潜存在伊朗专制体制的体内，只待时机成熟，就不可避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此，沙利文早有洞察：“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须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到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35]对腐败，不能说巴列维国王没有觉察，否则，就不会成立所谓“皇家调查委员会”。甚至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最后时刻，依然认为成立于一九七六年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 36]在巴列维看来，西方民主制那一套，“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37] 认为“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 38]并一再强调，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39] 
　　然而，巴列维似乎直道流亡国外，告别人世，都没有弄明白，它失败的真正根源就在于自己坚守的专制体制本身的极端恶劣性，在于他没有弄清楚自己所奉行的独裁制度，本来就是一种违背人性的、极端不人道、不公正、不自由的体制，这一体制性，是从根本上拒斥广大民众监督的，是从心底里敌视广大民众的。因此，其权力自然缺少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约束，法治制度性的根本性约束，以及宪政制度的根本性约束。所谓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不过是为国王一人负责办事的机构，秉承的只是国王一个人的意志，监督和制约的只能是皇家之外运气不好的官员，而对国王及其皇家成员的监督与制约，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对“税权”的监督也不例外。事实上，伊朗最大的腐败者就是国王及其巴列维家族。他们富甲天下，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首相和各部部长也照此办理，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矿泉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40]据一家美国杂志称，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40]。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也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41]毋庸讳言，一个国家最大的腐败和浪费，最可能发生的领域就是财税，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巴列维至死都不明白——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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