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2)

　　在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形势下，伊朗财政支出十分宽裕，为了继续保持这种全速发展的势头，就进一步发挥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将税款大量支付投资于整个国家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继续助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明确的政策导向很快产生了明显的效应，摩天大楼、高级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铁路等等现代化的公共设施，几乎一夜之间在伊朗境内拔地而起，到1977年，伊朗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富裕国家。与此同时，伊朗不断加大军费支出，也一举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4] 1978年的军事预算已经占GDP的40%，达99亿。[5] 仅70年代从美国购买武器就花费掉220亿美元。而且，为了使军队效忠国王，仅1978年一年就向陆军高级军官每人发放了近三万美元津贴。[6] 
　　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第五个发展计划，最初就将投资额定为第四个发展计划的3.4倍。随后，由于石油收入随油价上涨而大幅提高，投资额又几乎翻番(增加84.3%)，巴列维因此雄心再次膨胀，提出要实现铁路电气化，建设核电厂、要生产1500万吨钢等一系列超高速狂热发展的设想，准备在不久后成为居于美、俄、日、中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随后，接连与英、法、意、德、日、苏等工业国家签订一系列协议，购买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其中，仅1975年同美国的技术合作协议一项，开支就高达150亿美元，购买包括八个核电厂，十万套公寓住宅，一个港口、二十座预制构件厂等。不可否认，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稳固的巨大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1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1978达2250美元。在此期间，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部门，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7] 据伊朗官方统计，从1963～1977年，10～49人的小型工厂也由1502家增至7000家，50～500人的中型企业由295家增至830家，500人以上的大型工厂由105家增至159家。[8] 
　　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伊朗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刺激了对于劳动力的广泛需求，吸引大量的乡村人口移入城市，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膨胀。1960年伊朗人口的70%生活在乡村，30%生活在城市。但到了1978年，城市人口很快增长，共计1728万。[9] 在城市数量急剧增多，城市规模明显扩大的同时，由于没有及时通过财税途径及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伊朗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日显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激化。这样，“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而对广大进城农民以及城市劳工阶层，则意味着贫穷和失去尊严，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10] “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 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化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11]结果，最令巴列维最为骄傲和自豪的工业化革命，却给城市下层人民和农村带来了的灾难。1974年的调查显示，73%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1977年，伊朗有工人400万，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大批农民进城，扩大了产业后备军队伍，加之连年的通货膨胀，使工人处境更加恶化。[12]而一小撮人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却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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