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作为科学方法的中医学(2)

　　沈院士[4]还指出，针刺也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的抗病能力，同样说明对待感染性疾病不能全赖高度特异性的抗菌药物。这对西医来说将是概念上的转变，这是中医药研究不容低估的贡献。

　　2.2所谓“关系本体”有其科学内涵

　　证是什么？迄今为止，对这一中医学最具典型性的概念的共识度还有很高的相对性甚至表面性，相关认识差异的存在并不只取决于所谓表征指标的客观性问题。一般说来，证作为同时并存的一组症状的组合有其空间维度；其形成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又有时间维度的考量，证候状态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相当的恒动性；其每一构成要素都处于复杂网络的某个节点，时时会出现主次关系的变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无穷无尽地追问，相关联动的结构关系断面剖析也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不同于实体本体的所谓“关系本体”就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具有其科学内涵。

　　关于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等也同样曾经开启了抗感染的新境界，但其意义也还没有得到彻底、充分的解读。通里攻下、急下存阴等治法机理的研究，同样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某些证本质的探索，还有其他诸多治法的研究也曾触及到过去几乎不被人知的看似不相干的疾病之间的共同“本质”，其足以带来某种颠覆性观念转变的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其实，复杂性研究之不重因果而重相关的取向有其深刻内涵。表面看来比较直观的症状组合所代表的内在关联要求更具系统性的解读方法。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系统生物学将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系统生物学使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体及疾病成为可能，认为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5]。最近，王喜军教授团队的一项关于中药六味地黄丸的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通过调控苯丙氨酸、酪氨酸、亮氨酸、硫酸高香草酸、溶血性磷脂酰胆碱等30个血液代谢标记物及12个相关的靶标代谢通路，显著影响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血液代谢轮廓，并圈定了硫酸高香草酸、苯丙氨酸、甘氨胆酸等8个代谢标记物为六味地黄丸影响大鼠生长发育的核心代谢标记物。证明了六味地黄丸能够显著调控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血液代谢网络，从而影响大鼠的生长发育[6]。这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持久深入地探究下去，世界可以因你看它的方式而不同。

　　2.3寻求“以变而在”的方法论

　　在另一个方向上，与清热解毒研究可以成为对照的对虚证本质和补益药的研究发现虚证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尽管虚证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温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益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细胞免疫，表现为上向调节，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这对中、西医两方面都具有意味深长的启迪[7]。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辨病辨证相结合等实际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

　　哲学家赵汀阳有一段重要论述：“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笔者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我们并不熟悉的这些表述，实际只是想借用“以变而在”这一颇为精到的概括，虽然不能简单地以此概括中医学的方法特征，但中医学变动不居的“恒动观”确实与之有异曲同工之感。赵汀阳先生还讲到，人们已经知道了各种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事物本身还重要，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路径进入由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所构成的思想空间才最能够理解这个思想空间。中国顽强之长存能力就在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教义的中国[2]。这同样提醒我们要极端重视作为方法的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正是中医学的认识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认识取向，足以刺激我们尝试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认识、分类方式。中医学整体恒动的疾病观、变与不变动态统一的辨证方法正是近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的体现，实际上昭示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别样世界。

　　3追问的逻辑与逻辑的追问

　　3.1中西医之差异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镜子

　　中西文化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双方都愿意承认这几乎就是两个世界。二者之间差异的突出表现常被定位在思维方式不同。所幸，对两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必要性或可能性的共识越来越高。不过，正如有识者指出的，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像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尤其是，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8]。如前所述，对健康疾病之变动不居的认识方法自有其长处。

　　3.2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

　　有必要强调一点，形式逻辑并不发达的中国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中医的“概念化”方式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内在的相关性，中医学显在的理论系统并未实现严格的内部自洽。例如，肾、阳、肾阳、肾阳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层级严格的线性关系。但我们可以着力于对传统言说方式表达的相关性经验间的潜在关联的内在逻辑做深入解读，而这终将导致系统化成功经验下潜在规律的逐步发现。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像变得微不足道。不过，面对这样的传统体系我们的逻辑追问只能适可而止。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强求以一种一统天下归于气般的一以贯之的解题方式来研究中医药学，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充分尊重传统观念与实践经验的传承创新和在以上两者之间不断往复的深度对话与诠释性解析，才是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

　　3.3走向创新通用概念

　　时下许多论者谈论中医问题每每把哲学观念当成具体知识，急于以之说明个别问题，而其实际陈述更多体现为理念却缺乏明晰性与可操作性。捍卫中医的言说者众，隔靴搔痒亦复不少，而维系中医内在生命的临床行动者们每每语焉不详甚至失语。以自视超迈的理念能高视却难以阔步，要走出行动者失语的悖论需要走出浮泛的哲学辩护。我们需要基于中医的认识与实践寻求创造新型的通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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