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降罪于人类,将其逐出了伊甸园,并非在于人类为了满足本能的食欲和性欲,因为这两种欲望在创世之初已在上帝旨意之中,尘土(dust)是世俗之物,所造人身自然难以免俗。上帝惩罚人类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耶和华作为唯一的信仰而相信了撒旦。上帝如此惩罚夏娃:“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3:16)。上帝如此惩罚亚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创3:17)。“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9)。
上帝藉此显示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无所不能的权威。食欲与性欲归罪于身体,惩罚与规训也必然负载于身体。在此,自由意志的滥用是通过对身体的惩罚而得以规训的:人不再是不死之身,为了个人身体不致死亡,人必须奔波辛劳;人不再是永恒的存在,为了种族的身体不致消失,女人必须忍受生育的痛苦,以获得一种变相的永恒。身体不仅仅充当了工具或媒介,而且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折磨它,最终是为了剥夺其自由(Foucauh 35)。从此,人不得不为自身的食与色赎罪,信徒们更要清心寡欲,无论宗教改革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了多少次变迁,不管是英国国教的圣公会(An glieanism),还是新教的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或者是清教的加尔文派(Calvinism),或许他们从“世俗之城”向“上帝之城”朝圣的方式各有千秋,但禁欲一直未曾从教义的信条中清除出去。从文学角度而言,弗莱指出,人类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获得的是性知识,却从此失去了动物自发性交的天真,从自然界异化出来,因而无法实现完美合一。永远伴随着失落感的两性之爱,成了文学表达的永恒主题。
在《圣经》中,人与上帝永远处于善恶对峙之中,以致于从创世开始对人类的惩罚与规训,就成为主要的宗教命题之一。当然,上帝的惩罚是事出有因的,而人类渎神行为的发生大多是受到诱惑的缘故,这种诱惑若不是来自蛇一样的恶魔,就是“心中的魔鬼”。大卫与拔示巴通奸的记载颇为典型。“父权制下的律法和意识是通过对女性性的拥有权来界定女人的归属地位的。父亲是女儿贞洁的保护者,丈夫是妻子的所有者。在此制度中,只有寡妇是没有主人的”(Sehottroff,et al 190)。大卫王在他的“男性凝视”中只有将拔示巴变为寡妇才可能真正地占有她,在此,故事体现出了性对人强大的主宰力和导向力。虽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拥有生杀大权且无所不能,大卫对此也是了然于心,但是他依然跃跃欲试,冒着大不韪犯下通奸之罪。强权当然畏惧更强力量的威胁,而性的力量则更为强大,它让权力者的欲望极度膨胀,从而超越理智管辖的范围。大卫带领着以色列人刀光剑影,扩张每一份领土,试图控制每一寸土地,而他最有欲望占领的最隐秘的地方也包含了性,这使他更有成就感,所以他僭越了上帝所规定的尺度。
弗洛伊德认为身体的存在是基于性欲之上的;在梅洛一庞蒂看来,性欲是身体的一种机能或能力,它并不是独立自在的。性这种能力对于身体来说是必然的,是生存论上的必然。“对性的向往在人类身上是如此强大而执着,盖基于它的生物学之源”(Eisler 171)。对此,上帝也是默认的:我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撒下12:8)。据《圣经》记载,大卫拥有八位有名有姓的妻子和不计其数的妃嫔,而犹太传统认为有更多只是不曾命名。扫罗的妻子亚希暖和妃子也都归大卫王所有(Kroeger and Evans 171)。大卫的作恶是他凭着自由意志屈从了拔示巴的身体诱惑,当他的心灵被可欲事物所占据时,激情的欲望掩盖了判断力,只耽于愚蠢的享乐。灵魂的本性是追求比自己更高的完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趋向较低的身体的完善性,沉溺于官能享受和肉体快乐,就已构成了上帝眼中的恶,更不用说因此而谋害他人性命。于是大卫所受的惩罚是沉重的,身体欲望的罪由这种欲望所产生的另一个无辜的身体所承担,那就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七日后夭折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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