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ng rhymes at night，you’ll find the moonlight has grown chill[6].
(2) At dawn I’m grieved to think your mirrored hair turns gray；
At night you would feel cold while I croon by moonlight[7]325.
(3) Before a mirror，at morn，they fear
Their black hair becoming gray too soon.
In their night time groans，moonlight appear
As coming from a cold and callous moon[8].
(4) Grief at the morning mirrorcloud like hair must change；
Verses hummed at night，feeling the chill of moonlight[9].
英语的形式特点决定了必须有具体人称，而人称代词的运用无疑将大大削弱原诗蕴含的多义性，只保留单一意义(univalence)。译例(1)中“我”想像“你”因相思之愁而“云鬓改”，“你”因夜吟而觉“月光寒”；译例(2)中则是“我”因“你”镜中容颜已改而心忧，“你”因“我”夜吟而顿觉“月光寒”；译例(3)则较为模糊：“他们”一同揽镜自照，一同在月光下吟诵?似乎不太符合情诗的逻辑；译例(4)中，Herdan干脆模仿汉诗，不出现任何人称，句式上亦步亦趋，有意象派诗歌的痕迹。可见，不同译文中的人称不同，读者产生的心理距离迥异：第一人称心理距离最近，读者似乎置身诗中，真切体验诗人的忧伤与思恋；第三人称心理距离最远，使读者较为客观地追思古人情怀。值得注意的是，Herdan对原诗句法形式的模仿显然旨在保留其多义性，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若用通常的英语诗歌标准来衡量，译诗句法含混不清，令人难以卒读。
研读李商隐诗作的不同译本，人称差异之外，亦可根据数、格、时态等语法表征发现文本未定点的多元阐释，在此不赘述。
(二)译者主体性是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
1. 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文本是一个开放系统，译者可以发挥主体性，尽可能消解原文本中的未定点，但这种阐释并非改变原作的图式框架，一个有责任心的译者应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随着时间流变，语言内部出现语义增减或转化等现象，这正是古诗翻译中容易忽略的。例如《登乐游原》中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据徐应佩考证，古汉语中“只是”为复合词，并不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只不过”、“怎奈”，“只”原写作“祗”，唐代时始替代“祗”，作“正”、“正好”解，并无转折之意[10]。这两句诗因而可以理解为“正逢黄昏之际，夕阳无限美好”，诗人抒发了世事洞明、闲逸旷达的情怀。然而，就现有译本来看，多位译者认为诗句体现的是“夕阳西下，美好时光转瞬即逝”的悲叹哀伤。孰是孰非，殊无定论。详见以下2例：
(5) How wondrous looks the sundown!
What a pity ’tis nearing the dusk[11].
(6) The setting sun seems so sublime，
But it is near its dying time[7]319. 这首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韵味无穷。中央电视台品牌栏目“夕阳红”的成功也从现代意义上佐证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美好内涵。词义考据说明，源语的语义变迁造成了意义阐释的多元化，但多译本的存在并不能反证任意阐释的合理性。也许诗人感怀时世，兴之所至，一首传世佳作挥笔立就，但其人其时究竟是悲是喜，或是悲喜交集，这种情绪总是有所皈依的，翻译中必须将其具体化，即必须填补这种“未定点”；然而，“未定点”的填补不能违背原作文本的定向性，因为文本的定向功能是阐释的前提与基础，作为译者必须给予尊重，这就是发挥译者主体性的限度。否则，翻译就纯粹成为一种创作，而翻译的再创造性便失去其依据和价值。
总之，诗歌译者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策略等都会影响文本定向性的发挥；而评判译文高下又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译者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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