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与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2)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译界从哲学阐释学出发，对“译者主体性”与“未定点”等问题进行积极的审视，这些理论为文学翻译(包括唐诗英译)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广义上说，阐释学是关于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的理论或哲学。由于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阐释学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伽达默尔关于哲学阐释学的观点之一是：理解始于偏见，理解具有历史性。他将艺术作品的存在看作一种历史过程，它无限地展开，指向未来；理解是主客体之间的交往，阐释并非是对文本的消极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努力，在主体的“合法偏见”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逐步揭示文本的真相；强调理解者的动态作用，艺术作品的意义为异时、异地不同理解者所作阐释的总和；就理解而言，作品的意义不可穷尽[3]。该理论出发点并非针对翻译研究，但由于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在很多层面上与译者对原作的阐释之间存在相通、相似之处，因此，哲学阐释学对翻译研究颇具指导意义。
　　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操控者，无疑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主观阐释；第二，译者对译语文本的积极构建。译者的阐释必须合理、适度，不能对源语文本进行随意的增删或改编。这便决定了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译者必须根据需要选择翻译策略，同时受其诗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制约。鉴于此，译者主体性可作如下理解：译者主体性指为实现特定翻译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其主要特征包括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创造性与价值判断标准等。
　　文学翻译是一种再现与再创造的艺术。再创造发生于文本与其接受者之间的交往与对话；理解中的偏见，即前理解，不仅是进入新文本的前提，也是翻译中再创造的基础[4]。每一次文本的阅读都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独特行为，因此，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阐释只是阅读过程中无限多的可能性之一，文本的开放性解构了“忠实”的标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是那些基于个性化阐释的文学译本最终流传后世。翻译意味着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对译者的创造性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某种意义上说，译者是文学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译者风格正是作者风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李商隐诗歌英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诗歌的文学性决定了译者在对源语文本的意义解读和对译语文本的意义构建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即阐释，这已是译界共识。李商隐的诗歌具有多义性与朦胧性的特点，相对语内阐释而言，其诗歌的翻译更富有挑战性。
　　(一)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及其阐释
　　文学语言具有表达的模糊与不确定性，阐释学称之为文本空白与未定点。汉语古诗具有先天的简约，有意留下空白而让想像去填补。如果译者不厌其烦将所有空白都抹上，无疑是既背负作者又欺骗了读者，让原诗的精华变成了糟粕[5]。汉语古诗有多种英译文的现象客观存在，首先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作为屈折性语言，英语具有明显的语法特征；作为典型的分析性语言，汉语没有屈折变化，尤其是在诗歌中，没有确定的人称、时态、数等，读者完全可能进行不同解读。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具有“词约义丰”的特点，其中一首有这样的诗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诗人心中必定有特定的意象主体，但并未以明确的语言指称体现出来，因此，这两句诗可能有多解：是情人之间的思念、担忧?还是诗人才华横溢、心寄朝廷却不为所用，因而抑郁苦闷而托物言志?如果是一首情诗，则既可以看作是“我”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对“她”的素描……汉语语境中的阐释本身是多元的，英译过程中对这些未定点的阐释也必然具有多元性，其中之一体现在人称选择的差异上。译例如下：
　　(1) Before the mirror，you will fret to find those cloud like tresses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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