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城发现世界史(2)

　　三聯生活周刊：身为这样一位知名人士的后裔以及崇拜者，你如何在历史叙述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蒙蒂菲奥里：必须承认，要做到绝对中立非常困难，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希望我的读者们能认可这种努力。尽管蒙蒂菲奥里家族本身是犹太人，又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历史具有直接关联，但我在叙述近代以来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冲突时，依然对双方的负面行为都做了交代。不光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与耶路撒冷发生关联的所有民族和所有势力，从罗马人、亚述人、土耳其人到英国人，我都没有回顾他们的“黑历史”。在确定某一事件的真相时，我会尽量找到最原始、未经加工的档案和资料，而不是将过往史书里那些逻辑经不起推敲、道听途说的偏见和演义继续传抄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还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抵抗分子都炮制过一些历史神话。面对这些流传甚广的观点，我依然努力去挖掘背后的真相，并将其揭示出来，而不会畏惧因此受到双方某些人士的攻击。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甚至不仅限于历史研究。因为只有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承认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历史中的地位，而以色列民族主义者也对巴勒斯坦人在圣地的历史权利做出肯定，双方才能真正基于同理心发展和彼此的关系，继而缔造长久的和平。

　　仍在现实中延续的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学家约瑟夫·阿德勒的著作《犹太人复归故土》中，摩西爵士在1841～18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的通信被视为催生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定性事件，而他们两位都是英国人。不久前刚刚迎来100周年纪念日的《贝尔福宣言》，同样是由一位英国贵族起草的。你如何看待英国在耶路撒冷的近现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蒙蒂菲奥里：在现代以色列的诞生过程中，英国发挥的作用十分复杂。诚然，像摩西爵士那样的伦敦权贵和社会名流，以及帕默斯顿勋爵、迪斯累里、劳合·乔治、阿瑟·贝尔福、温斯顿·丘吉尔等政治家，对耶路撒冷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贡献极大。他们使欧美基督徒社会的主流开始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参与对耶路撒冷新城区的建设，并频繁前往那里旅行和朝圣。但个人意志和国家行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张力。就以《贝尔福宣言》发表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在1917年这一年，英国几乎同时做出了三项政治承诺：和法、俄两国共管耶路撒冷；将战后中东绝大部分领土的管理权交给汉志的哈希姆家族这样一个二流势力；承诺在巴勒斯坦协助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这些承诺显然是互相冲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急于尽快打赢战争，为此不惜向任何可能有助于军事形势的势力——俄国新政府、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起义军、美国犹太人——开出空头支票。在俄国退出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都宣称会继续履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这既是道义使然，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当然，一项隐含前提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能够和平共处。

　　1917年12月，英国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随后就开始按照《贝尔福宣言》的承诺，允许全世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随着犹太人—阿拉伯人矛盾的激化，阿拉伯人在30年代发动了大起义，给英国托管当局的治理造成了困扰；于是在1939年，张伯伦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宣布暂停犹太人移民的入境。而这反过来又促使犹太人走向暴力抗争，摧毁了英国继续统治巴勒斯坦的社会基础，最终迫使他们在1948年撤出。

　　从距今2600年前开始，耶路撒冷的命运就频繁受到那些千里之外的帝国统治者决策的影响。这些大人物包括波斯大帝居鲁士、马其顿大帝亚历山大、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贝尔福勋爵、劳合·乔治首相、斯大林、杜鲁门和特朗普。各大帝国统治者的决策始终在影响和改变着这座城市：耶路撒冷从未沉寂，它的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继续着。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国的诞生，是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对自己未能就纳粹大屠杀做出及时反应一事心怀愧疚，故而对犹太人给予了补偿。同样是由于犹太民族曾经经受过的苦难，对当下的以色列政府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政策做出批评是不适宜的。你是如何看待这类观点的？

　　蒙蒂菲奥里：我必须强调一个看法：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其历史都足够悠久，绝不是20世纪的新事物，它们的影响也不应被视为突发性的。自从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攻陷以来，反犹主义就有了极其深厚的土壤。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反犹主义上升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余音至今未绝。20世纪的纳粹大屠杀，不过是基督教世界诸种反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同理，犹太人对回归耶路撒冷、重返锡安山的渴望，从他们被罗马人驱逐之日起就萌生了。认为以色列国的出现仅仅是国际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应激反应，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的渊源只能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当然，现代反犹主义的盛行，的确让犹太复国主义变得更有号召力了。

　　但是，批评当下的以色列政府与反犹主义无关，与犹太人曾经经受的苦难也无关。犹太人曾经遭遇迫害和屠杀，那是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拒绝给予他们和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而今天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通常只涉及具体的政策。你甚至可以发现，对以色列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群体，恰恰就是犹太人——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犹太人都曾经质疑过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决策，特别是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和激进锡安主义者对巴以和解的抵制，以及哈雷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日益上升的影响。许多美国和欧洲犹太人希望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不至于被宗教的狂热情绪所左右。尽管如此，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和中东地区强国的建设成绩，依然令这些海外犹太人感到骄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对当下以色列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意见。那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是否也有你由衷敬佩的偶像人物呢？

　　蒙蒂菲奥里：当然有。我所推崇的偶像，不仅是那些不惜牺牲去捍卫以色列独立的战士，也包含有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和牺牲，以尊重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人权，使两大族群能和平共存的那些政治家。摩西·达扬、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就是这样的英雄。因为在中东世界，勇于妥协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拉宾总理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就曾为和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过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阿拉法特、阿巴斯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对以色列的谈判中往往极为固执，害怕做出哪怕是必要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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