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四古都商业的兴衰及其对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启示(3)

    邯郸、邺城、大名和广府，由于占据交通要道、当地物产丰富，又曾作过国都及州郡、府道治所，在特定条件下政府也支持经商，居民也有经商风习，历史上商业都曾一度极为繁荣。邯郸，战国时期即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手工业、冶铁业、铸造业兴盛发达。秦国商鞅变法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赵国却是大力推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允许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允许集市贸易的开设，邯郸居民也喜好投机取利。这使邯郸的商业极为繁荣。如赵国有名的实业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卓氏（汉代卓文君之先人）也是以冶铁致富的典型。还出现了象吕不韦这样能赢利“百倍”、“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赵国灭亡后。邯郸虽失去国都的地位，但仍经济繁荣，“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成为西汉时期的“五都”之一。

    邺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有百万人口，是国际性的大都会、邯郸平原南部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工商业极为繁荣。《隋书·地理志》便说：“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也就是说，北朝中后期，其繁华的程度可与洛阳比美。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文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浮巧成俗”和“邺都俗薄，旧号难治”，以至“天公无奈何”。邺城“俗薄”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人情险波”、“妄起风谣”和“诉讼官人”等三个方面。其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6]（P96）。这种风俗的形成，无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大名在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政治地位的提升，逐渐形成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都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大名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人称之为邺都，但这个邺都是大名，而不是邺城。邺城在580年8月北周权臣杨坚平定相州刺史尉迟迥之乱后，被焚毁，彻底毁灭了。大名（即邺都）工商业的繁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高祖本纪》称后唐长兴年间“时邺都繁富为天下之冠，而土俗犷悍，民多争讼”。大诗人李白来此游历时，曾赞叹道：“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高适也曾赋诗道：“魏郡十万户，歌钟喧闾里。”敦煌所出S529 号文书，五代后唐时期的《诸山圣迹志》也称：“南行三百里，至邺都，即魏府也。管七州五十余县，府城周围一百二十里。寺院大小一百余所，僧尼七千余人。并于此处建国。土出绫罗，多丰繁，平原险陆，左右山川，商贾填便，不殊镇府也。” [3]（P10）由此足见，大名经济繁荣、工商兴旺，为时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广府镇的规模虽然比邯郸、邺城、大名为小，但毕竟作过曲梁县、邯郸郡、广平府的驻地及窦建德大夏政权的都城，是方圆三百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商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尤其这里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诞生地，是人们心中的太极圣地，带来武术器材、武术教授和医药市场的繁荣，创出了一些知名品牌。如城内的太和堂药店便与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齐名，名闻遐迩[4]（P33）。

    可惜的是，四个古都的商业后来都失去了往年的辉煌，变得萧条冷落了。虽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都地位的丧失、行政机构的迁离、战争的破坏及交通要道的转移，但之所以衰落得这么厉害，无疑与缺少文化的支持有密切关系。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历代官府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广大居民都形成了鄙商轻商的心态和习俗，以耕读为荣，而以经商为耻。人们不去经商，势必加剧商业的衰落。虽然邯郸、邺城、大名的居民当时具有“仰机利而食”的风气，颇善经商，但这些原住民大多在战乱中死亡或逃离，现今的邯郸人口大部分并非古代邯郸人的后代，而是在明初大移民时由山西洪洞等地迁移来的。这些人来自闭塞的黄土高原，并无经商习俗，更使邯郸一带居民更加鄙商轻商了。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乱世”。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又开始限制商贸活动了。在这种政策和习俗下，四座古都商业的衰落势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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