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笔者举例的3种情况，结论好像是对于被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未必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而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又未必是对于被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
(2)对于另案处理的同案犯可否追诉
实践中，偶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Case一）：A（已经裁决）、B（在逃另案处理）共同犯法给C造成为了经济损失。C在对于A的刑事诉讼中已经经提起过附带民事诉讼并构成为了生效的法律文书（附带民事诉讼裁决书或者调处书），但未能患上到全额赔偿，其在B回案后是否是可以对于B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被害人是否是可以追诉另案处理的同案犯，请求其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答案只能是可以或者者不可以。
假设可以追诉，那么追诉的程序怎么样走？假设仍旧是依照附带民事诉讼入行，那么在前案已经经就附带民事诉讼题目裁决或者者调处结案的，后案又该如何处理？好比，前案已经经裁决的，后案的附带民事诉讼既分歧适裁决也不调处。因为，假设再次裁决或者者调处，则将出现因统1诉讼哀求构成先后两份不同的法律文书，严峻侵害了先前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假设前案已经经调处的，后案一样也不适宜裁决或者者调处。假设不可以追诉，驳归其起诉的理由是什么？不能追诉做是否是背违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侵害了被害人的正当利益？这些题目都将是望似没法解决的死结。
以上是咱们从事后的角度来望待以及思索题目。那么，咱们能否从事先角度来预防此类为难情境的出现呢？好比，再碰到这种情景时，咱们已经经预感到了将来可能出现被害人追诉B的情况，那么在对于A的附带民事诉讼进程中，能否通知C追加B为共同被告？从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角度而言，A、B作为共同侵权人，C仅对于A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其追加被告B。即，作为1个共同侵权之诉，其诉的标的拥有不可分性，是必要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必须合1审理以及裁决，以防止统1方多数人各自为诉讼行径的结果所构成的裁判抵牾。可见，民事诉讼的程序设计已经经考虑到了相似本案的情况。接下来的题目是，既然法院通知C追加B作为共同被告，C可能称许追加，也可能不称许追加。
情形1：C称许追加。但是B因为在逃而没法参加诉讼。所幸，民事诉讼还设计了缺席裁决制度，对于B缺席的情况经法定传唤以后仍可以继承开庭审理。然而，最主要的题目还是在开庭以后，法院就处在既不能裁决也没法调处的严峻题目。因为B同时还是刑事被告人，其是为了藏避刑事责任才在逃的，法院处理此类刑民共存的案件时，有1个先刑后民的原则，即要先对于其刑事部门作出裁决，再对于其民事部门作出裁决。于是，对于于在逃的B，由于其刑事部门还没有裁决，民事部门天然也不能作出裁决。先刑后民的理念夸张的是刑事未判，民事也不能判，但可以调处，题目是B人都没法找到，天然也就不可能调处。
情形2：C不称许追加。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则，则法院应通知B作为第3人参加诉讼。B在逃，于是存在通知不能的情景。
综上，不管从事先还是事后的角度，咱们好像都难以找到解决题目的突破口。
3、纠结二——赃款赃物的刑事审判权与民事侵权之诉的纠缠
依据法律的相干划定，赃款赃物可以是指犯法分子背法所患上的1切财物（刑法第六四条），可以是指公、检、法拘留收禁、冻结的被告人的财物（刑诉法第一九八条），也能够是指追缴的财物（《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七六、二七七条）。因笔者要讨论是赃款赃物的刑事审判权与民事侵权之诉的瓜葛，故此地方谓的赃款赃物也主要限于犯法分子背法所患上的但实为被害人所有的正当财物。
二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模题目的划定》（下列简称划定）第1条划定，因人身权力遭到犯法侵略而遭遇物质损失或者者财物被犯法分子损坏而遭遇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该划定第5条划定：“犯法分子非法据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遇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该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者退赔仍不能填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些划定给咱们的1个直接信号就是，对于于被犯法分子非法强占以及处置的被害人的财物，只有先经过追赃程序且追赃不能的情况下，才可以另行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这1方面多是基于对于先刑后民的规则顾虑，但另1方面也无疑给被害人维权设置了1道无形的门槛。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法院以为属于追脏规模而不予受理，而侦察机关以为属于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规模而追缴已经基本无瞅的为难局面。难怪有同仁质疑其是“刑事优先处理的原则好像早已经习气性的忽悠了咱们民事权力的独立性”。赃款赃物的刑事审判权与民事侵权之诉何往何从，咱们还在反思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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