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之和谐(8)

　　总之，当权力万能，权力便万恶；当权力变成了主子，权力便沦为货币和裙裾的奴隶；当权力具备了生发一切的嚣张，权力便给自己备好了棺椁。在这样的意义重估之下， “控权”失序的原罪，便不仅仅及于行政双方关系僵局，也深度触及民主生发和人性基底。“控权”，注定是一粒要饱经风霜的民主种子，负载着不能负载的制度建设之重，每一次成长和分蘖都要付诸沉重的发力。控权机制的虚置，则起码让行政双方失去了和谐相处的秩序基线。当然，法治原则周延于行政“控权”与“赋权”之下，“控权”话题的单提，是现实中尤显突出的行政滥权现状逼迫之下的逻辑无奈。 
　　小结 
　　权力正当的瑕疵，权利保障的乏力，权力控制的失序，共同或单方面地摧毁着行政双方关系和谐共处的法治基础。权力正当性既面临着恒久的宪政加固任务，也面临着更现实的道义正当性加固任务，制度反腐则显得日程紧迫。权利保障既面临实体维度扩充，也面临着程序维度扩充。正当法律程序的缺位、司法审查制度的局促、权利救济途径的狭窄，使得权利保障大打折扣。权力控制流于形式，自由裁量、应急原则、公共利益等模糊用语被随意取用，职责与职权严重混同。“控权”失序在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和等量人性悲剧牺牲品的同时带来严重的道德乱码，以民族文化危机的形式加剧行政双方关系僵局。制度“控权”任重道远。 
　　三、构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和谐关系的法律路径审视 
　　（一）法律路径选择的理性把握 
　　如前述，行政双方关系和谐问题的全局性意义，更宜于在宪政视域下解读，实质是民主政治话题的分述；且制度问题本不是文本问题，制度培育既需要深掘制度赖以生发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土壤，也需要依存于意识嬗变、法律移植、市场生成等“有氧空间”。因此，审慎地把握历史向度、冷静地估价时局背景、适度地掌控节奏进度，便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从容，更是责任与使命所在。关于法律路径选择中应持有的理性态度，意指既不冒进也不消沉的务实，是建立在应然性判断之下的实然性考量。这种冷静务实的态度建立在以下适当展开的考量中： 
　　第一，执政党在民主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宝贵治国经验，执政党内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的智识汇总，执政党在近年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有益探索，都不会也没有置公权力秉持者“集团性道德缺失”于不顾。事实上，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本身就是“权利至上、权力谦抑”的终极性直白表述，实施中的技术问题则属于次级问题。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社会契约论上的国家，权力合法性根基更牢，权利保障性指向更明，权力可控性意图更坚，足以开启行政双方和谐相处的广阔空间，不至于使得行政僵局演变和引发出理论上的对骂、实务中的冲突。第三，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有赖于经济基础的不断夯实，过于冒进的上层建筑路径选择和类似的冲动都将难收预期，且可能造成历史倒退、民族危机，实属不堪“折腾”。历史曾发人深省：单就民主政治生成效率而言，“满清”若早亡于清初，则三百多年的“民主履历”将使泱泱大国历史遗憾更少；“满清”若苟延至于辛亥之后若许年，王权体系腐烂殆尽，遗老遗少尽予“结扎”，则国人“民主情结”之坚牢便不容袁氏之流造就的民主“夹生饭”进入民族主食。面对已然的历史，谁也不能将“民主效率观”建立在先人人性灾难延续的荒唐预期上，也不是指责“国父”举事不和机宜，盖得以窥见历史生发规律而已。时下，中国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坚冰之破除，亦应顺应历史阴晴，尤其是宪政生成，必须依循经济生发、依循市场演进、依循科技进步与人文开化——而这种“气候转暖”尚需时日。否则，生硬的宪政移植，激进的全删重拟，或将遭遇水土不服而夭折，或将面临语嫣紊乱而覆水难收，实属欲速而不达。第四，事关行政双方僵局的权力正当、权利保障、权力控制三个基础性问题，完全可以“民主法治”涵盖，但民主法治之弊绝非一役可以革除，也绝非正义直觉之下的个别政客或政客集团的专制特长、癖好使然，实出于经济、政治、文化土壤。撇开可以谅解的对人治守望者的道德责难，民主法治弊端之原罪必须深掘文化“祖坟”才得见。这不是为人治者开脱责任，也不是把奴隶作为奴隶制的元凶，确是农本经济之上的文化遗憾。理论上，基于天赋人权而存立世间之人，本依劳动价值得以高贵体面，社会人际则充斥猥琐情状，权利呈现着“权利跪姿”，主体沦落为“权利乞丐”。这种猥琐情状，支撑起机关单位人际奴性生态，突出表现在行政层级不同的主体关系中，为“一把手专制”充任着称职的保姆；这种猥琐情状，构成了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表情，以主动驯服的媚眼怂恿着人治者的意淫倾向；这种猥琐情状，机敏地寻觅着各种被包养的机会，在被包养的巨大不幸中流露出痴醉的成就感；这种猥琐情状，还表现在普通大众心理上对传统专制文化符号的“恋尸”上，表现在主流媒体和话语垄断方复古型文化创意中流露出的对前朝往事的无尽追忆和招魂上，表现在愈益呈现富丽堂皇张扬气息的市政办公设施建筑上（司法需要器物，行政必须朴实）……这种文化型的猥琐，不是“权利的浅睡”，而是“权利的梦魇”，与“奴性”语义同出一辙——奴性的动机则是有朝一日做帝王主子，它痴醉于“织女检查所长”（老舍语）之类的权力头衔，顽固地为专制和人治辩白。如果说一个民族的面貌真是它的政府决定的，那么一个政府的狰狞则往往是它的族群成员恶劣表情的汇总。也许，经济学意义上的猥琐的确表现为囊中羞涩之下衣冠不整的窘迫，但法学意义上的“权利”生来就是“裸体”的，本不需要时装。从心理生成和社会规范角度分析，个体的猥琐情状，不是起因于法律意义上的前科，就是起因于道德意义上的不轨——群体的猥琐情状则肯定透露出那个族群的不自信，仿佛一度做错过什么或正试图做错什么，始终嗫嚅在求得饶恕的蚊声自语中……具有讽刺意味是，与营造出“自虐式”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情境的人际文化猥琐相应，在更恒久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际文化关系上，人的表现则再无往昔的驯服。于是，在宿命般的权力虐待下，人们更承受着污染、化工、涸泽而渔等自身骄横带来的禽流感、猪流感、人流感等自然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行政双方之间的和谐关系，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样，既需要人性向度的改造，更需要市场原罪的揭发。权利高贵，权利无因，权力不沉默——以此为主语达成社会价值谱系，有待民主进化的漫长周期，给予理性的从容的期待，便不是理论闲适。第五，如果说“比法律更重要的是良知”这个法谚首先责难着行政双方关系僵局中的权力正当性，那么权力恣肆造成的人伦退化则又道出“法与道德”论题的两难。在当前难于期望新设“国教”修复道德体系的情形下，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短暂人性回归只是道德谱系生成上的“意外收获”，至多是一种“良知逗留”；重大社会动荡促成道德范式重构的期望本身则又因代价惨重而遭遇着道德责问，不是应有的预期；指望通过官员败德行径嫡传子嗣后带来报应似的反思则本身就不具有时序上的因果意义，不具有救赎价值。因此，只有遵循道德生成规律，倚赖市场经济自身的孵化、遴选、弃置功能，培育起权威真实的道德体系，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提供法外之法、法上之法、众法之法，才是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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