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之和谐(4)

　　2．权利保障性提供的价值依托 
　　“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3]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宪法部门，行政法在维护相对人权利方面的价值指向不言而喻，现代行政服务角色的定位更验证着这种价值担当。与此同时，“如果行政权力的膨胀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宿命，那么为了取得社会的平衡，一方面必须让政治充分反映民众的意愿，另一方面在法的体系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的主体性，使他们能够与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相抗衡。”[14]可见，行政和行政法上权利价值的倚重，本身又成为维系行政双方关系和谐的必须。即便行政或国家的存在确实潜藏着对“暴民”的提防，但是“公共权并不总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的‘敌对者’而存在的，凡是在公法权利发达的地方，公共权力通常是作为‘友善的合作者’而存在。”[15]这种“友善存在”作为调和阶级矛盾以维持统治永续的手段，通常以“服务行政”、“福利国家”等公共行政形式呈现，这正是“工具论”的价值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显得无奈。言及相对人权利保障在行政双方关系中的尊崇地位，可能容易造成“偏袒相对人、苛求行政主体”的错觉，果真如此毋宁将“相对人权利”放置在“人权”语境中；或者说，“相对人权利”这个特定概念之所以值得倍加推崇，是因为包括所有行政主体和它的雇员（成员、职员）在内，都是现实或潜在的行政相对人，都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相对人权利预期。总之，现代行政法固守的相对人权利这个目标，成为行政双方和谐相处的价值依托，或内在动因。 
　　3．权力可控性搭建的秩序框架 
　　和谐关系的基本性状呈现着一种良性秩序轮廓。在“权力（利）不对等”和“权力扩张性”等判断下，彰显“控权”主旨的现代行政法，成为行政双方和谐并处的秩序守持。“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补救。”[16]控权论认为，在任何国家，行政权力都是强制他人服从的权力，行政权本身是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的，需要保障的恰恰是作为弱者的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法存在的原因就在于行政权力的存在及其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来加以控制。基于公知的人性假定，阶级国家与社会契约论上的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公权力拷问：这种权力已经先天生发于它赖以寄身的主体的经济主导性，过多的法律保障是在维护什么还是怂恿什么？“控权”于是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命题。近年来国内颇受瞩目的“平衡论”，主张行政法在实现其监控政府权力、保障相对人权利、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社会公正等多重价值目标中，必须统筹、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也许“平衡论”的求全初衷很难全然实现，但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却难能可贵：这种理论认为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明显地表现为行政主体处在优越的地位上，同时期望通过控制行政权而实现行政双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这体现出行政法的精髓所在。至此，在“管理法”、“控权法”、“救济法”、“关系法”、“平衡法”等不同语义表述中，行政法的控权羽翼日渐丰满，为构建和谐的行政双方关系搭建着秩序框架，提供着衡平规则。 
　　（三）行政双方和谐相处契合实践瞩望 
　　依唯物史观，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其它诸如政治、法律、伦理等关系则是从属的，但也存在反作用问题——藉此，我们在探讨本论题的时候便不至于陷入臆想和消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主体之间平等、互助、协作、诚信、守法，和谐的经济关系正在形成，构建和谐的行政双方关系成为历史必然。行政实践中，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实施有效管制、加强宏观调控的公共行政模式日渐畅行，强调多元和参与的公共治理理论肇兴，大量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管理手段向开放、协商、参与等软性治理方式转变，公共行政奉行的法制、服务、效率、责任原则为实现行政双方关系和谐提供了理念支撑和价值导引，也给传统“工具论”上的行政双方关系僵局找到了解决端口。行政立法方面，凸显权利价值和权力控制的程序、实体立法不断完善，“软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被推崇和探索运用等等，都为失衡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营造着多维的平衡机制。关注实践，确会时常遭遇诸如“瓮安事件”之类的窘迫话题，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实践回应？这类“负面事件”带来的社会关注、真相追问、问责声讨、热点讨论，除了普通大众对酷吏政治、警察国家的本能憎恶与戒备，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权利觉醒、进路倒逼和机制警策。这也是一种密集的“负营养”——当然这种“负营养”的提取代价过大，不值得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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