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功能与法律规制(8)

【注释】
[①] “中国特色”在规范意义上就等于所谓的“中国性”，它被广泛应用来概括和解释中国近现代过程的复杂现象，它同时具备两个相反的维度，即西方要素在中国本土的转化形态和中国本土要素在现代化宏观刺激下的演进形态。
[②] 科技与法律的关系已经进入主流的法理学体系，具体而言，属于法律社会学体系，参见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402页。
[③] 参见谷歌人肉搜索招聘志愿者
[④] 对这些“人肉搜索”事件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新闻报道参见汤涌：“恐怖的人肉搜索”，载《新世纪周刊》2008年1月21日。
[⑤] 参见“人肉搜索：被娱乐化的暴力？”
[⑥] 关于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以及法律调整需求之间的关系参见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8页。
[⑦] 参见袁辉：“权力、自由和网络舆论监督”，载《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第5期。
[⑧] 参见田飞龙：“网络作为公共空间的不自足性——以‘杨帆事件’为引子”，载《互联网法律通讯》第3卷第6期。
[⑨] 陶东风教授在“艳照门”事件的评论中就专门指出了网络媒体的角色尴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互窜犯与功能错位，参见陶东风：“‘艳照门’事件显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
[⑩] 参见龙婧：“网络狂欢如何终结：中国式人肉搜索的法律救赎”，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9月18日。
[11] 转引自谢正宜：“‘人肉搜索’走进书市 小说背后引发冷静思考”，载《新闻晚报》2008年12月11日。
[12] 如《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12日的“人肉搜索”法律专题下的两篇专业评论均涉及到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界定与保护问题：“道德、法律与‘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罗昆）；“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厘定”（刘德良）。
[13] 参见参见“人肉搜索：被娱乐化的暴力？”
[14] 孟德斯鸠对“自由”有着独特的定义，即“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政治心理学式的自由定义方式还与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暗合，“人肉搜索”冒犯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安宁与心境平和的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2006年第1次印刷，第103页。
[15] 参见汤涌：“恐怖的人肉搜索”，载《新世纪周刊》2008年1月21日。
[16] 参见“网友败诉人肉搜索第一案，须赔礼道歉并赔偿5000元”，载《京华时报》2008年12月19日。
[17] 参见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农民工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拉动力，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物，在社会身份上具有含糊性，参见田飞龙：“农民工：农民，还是工人”，载《青年文化评论》2007年第27期。
[19] 关于中国第一例“空床费契约案”的法律分析与评论，参见田飞龙：“契约观念的误用——对全国首例‘空床费暗’的一个实践考察与理论解剖”，载《北大法律人》第49期；田飞龙：“具体司法不能囿于理论”，载《 法制日报》2007年8月3日。
[20] 强调网络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因为网络管理者常常成为大型“人肉搜索”事件的推手，参见汤涌：“恐怖的人肉搜索”，载《新世纪周刊》2008年1月21日。
[21] 关于虐猫事件的图文报道，参见“高跟鞋踩碎小猫脑袋”，载《北京晨报》2006年3月1日；以及“虐猫女子：我踩猫怎么啦，你们是不会懂的”，载《北京晨报》2006年3月3日。
[22] 比如财产处分自由的理论。
[23] 关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详细背景、案例分析及发展，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策·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60—566页。
[24] 参见“深圳海事局副局长猥亵女，网友人肉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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