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功能与法律规制(4)

 
　　这里面当然可能涉及夫妻相对方乃至第三人的隐私，但由于“人肉搜索”的启动者是夫妻的一方，其有权利以一定的方式请求国家或社会保护夫妻关系里的忠实价值。这一过程同时具有价值平衡与利益平衡的意涵。笔者认为在实体化的公民社会和政府结构难以有效保护家庭的情况下，“人肉搜索”所提供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审判”模式可以获得正当化。值得厘清的是，这类事件的启动者应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否则有可能加速摧毁社会婚姻家庭秩序，这就需要网络管理制度的配套跟进以及网络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因为每一个强大的人肉搜索事件都需要网站管理者的帮助，至少是纵容，比如管理员的反复置顶推荐——但网络管理者往往可能基于个人偏好或经济利益（点击量与注册用户数量）而偏离网络管理责任。[20] 这显然需要平衡的具体技术，司法也应通过判例逐步确立相应标准。在平衡的程序操作上，如果发动“人肉”的提问涉及家庭伦理及第三人隐私，需要提问者向网站（或论坛）管理人提交申请，证明其与被人肉者之间的身份关系，否则网站不能许可进行“人肉搜索”。如果网站（或论坛）管理人怠于履行审核责任，则应在侵权诉讼中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提问者与网站管理人合谋，而二者是连带责任。笔者充分地理解持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对“人肉搜索”干预家庭生活安宁与隐私的担忧，但家庭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问题，家庭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社会的支援。在严格限制提问者身份的情况下，针对家庭伦理领域的人肉搜索也是可以发挥正面功能，被正当化的。
 
　　“虐猫事件”[21]同样不是简单的个人隐私的问题，它涉及到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集体情感之间的冲突。“虐猫”行为作为一种个性张扬或行为艺术，也许可以通过自由主义原理[22]正当化，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基本情感已经发展到对自然生命的充分关怀程度时，这样的行为就是在挑战一种社会集体情感。再自由主义的行为也必须兼顾公众情感与社会道德理性。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动物保护组织一定会采取正式的法律与社会行动——这会构成实质性的压力，逼使个体社会成员尊重集体情感。虐猫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上没有禁止性规定，中国的公民社会也没有发育出足够强大的动物保护组织来承担相应功能，那么公众情感如何得到表达和维护呢？“人肉搜索”再次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并最终使得虐猫当事人受到了一定的惩戒。
 
　　以上展示的正功能主要是以受害人为提问者的家庭道德维持层面和网民公益参与的公共情感维持层面，但“人肉搜索”更加显明的正功能是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公众人物一般具有重要的社会职位和社会影响，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就中国情况而言，由于纸质媒体和电视台的广泛的“受管制”状态，它们不能提供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公权力行为的正当性是以党的概括的“先进性”为总担保的，缺乏有效的民主责任制和司法监督的规范性约束。权力内部监督机制的失衡，以及社会常规舆论工具的“受管制”，导致了现实决策的随意性和侵害性，腐败愈演愈烈，官员肆无忌惮，法律权威和公共利益不断受到削弱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肉搜索”可以发挥特有的技术优势和行动能力，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在这种监督里，政府官员援引所谓的“隐私权”、“名誉权”进行抗辩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公众监督在表象的兴趣之下包含的是明显正当的监督公权力的公共利益。政府官员作为掌握国家公权力重器的公众人物，其隐私权与名誉权受限制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上都已获得确认。美国宪法判例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沙利文规则”，它源自1960年代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该案确立了政府官员遭受媒体诽谤涉诉举证时的“实际恶意”标准，即政府官员起诉媒体侵权，需证明媒体存在实际恶意（明知事实错误并将造成严重损害，仍然一意孤行），而这种证明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变普通诽谤法的举证规则、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而扩大了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沙利文规则”后来进一步扩展到电影明星、足球教练等公众人物。[23] 而中国实体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受到严格管制，正在兴起的“人肉搜索”却可能包含了针对政府官员的富有宪法价值的言论自由成分。其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同样语境下也需要受到一些限制，但可能比政府官员程度上弱一些。中国的“人肉搜索”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其功效，如深圳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24]由于“人肉搜索”在监督公众人物上的正功能的显明性，法院在处理“人肉搜索”侵权案件时应注意区别对待，理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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