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7页。
[11] 参见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发展方向论略》，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2] 参见宋华琳、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初探》，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3] 参见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4] 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15] 参见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16] 参见王晓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药品质量公告》，载《中国医药报》2009年8月11日。
[17] 转引自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8]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1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第28号，2007年7月10日公布，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食药监注[2009]17号，2009年1月7日公布并施行。
[21] 《吴仪在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gov.cn/wszb/zhibo9/content_521888.htm（2009年12月7日11时18分最后访问）
[22] 参见宋华琳：《论营业自由及其限制——以药店限制距离事件为楔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3]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13页。
[2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9号令，2007年12月10日公布并施行。
[25]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页。
[26] 参见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27]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1月10日，国办发[2008]123号文。
[28] 参见周汉华：《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载吴敬琏主编：《比较》总第41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29] 参见李洪雷：《依法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载《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
[30] 参见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
[31] 参见宋华琳：《中国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7期。
[32] 参见叶平：《行政公告研究》，载《法学》2005年第3期；王周户、李大勇：《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33] 参见王青斌：《责令召回的法律解析——行政法视角的思考》，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4] 参见宋华琳：《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研究》，课题报告，2009年10月31日修订后提交。
[35] 参见宋华琳：《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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