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2)

　　其次，行政法总论具有法解释学的功能。[10]例如，在药品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中，即需借助立法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的方法，去厘清《药品管理法》第102条“药品”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厘清“药品”和“食品”、“保健食品”的界别；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框架下，理解药品规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保护的范围。借助行政法总论中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有助于廓清部门行政法领域中层级各异、数量众多的法律规范的具体意蕴。 
　　第三，行政法总论体现了行政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体现了对部门行政权的规范与控制。在我国，往往会因循国家部委的工作流程和一般制度，来架构相应的部门行政法体系和实体内容；在药品、核能、矿山等高度专业性领域，其艰涩的术语和庞杂的制度安排每每使得法律学人和公众望而却步，使得制度架构更加成为行政系统内的“炉内灶”；在设计部门行政法律规范时，会更注重如何更好地管理行政相对人，而忽视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法律保护。在此背景下，更凸显行政法总论的意义。行政法总论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源自宪法的制度、原则和原理，行政法总论作为沟通宪法和部门行政法的桥梁，所提供的秩序理念和架构，构成了对部门行政法的体系建构、政策选择、实体内容设计的约束。例如可以运用依法行政、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总论的原理，来审视药监部门推行的驻厂监管、电子监管码、飞行检查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二、行政法总论之下展开部门行政法研究的意义 
　　尽管行政法总论对部门行政法具有思维和论证上的指引功能，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政法总论学理体系，并不能成为解决诸多部门行政法领域诸多问题的万灵丹。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法总论亦凸现中其美中不足，亦使得部门行政法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一）部门行政法研究与行政法制建设的推进 
　　目前中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过分偏重于行政法总论，偏重于行政法一般原理和制度，忽视部门行政法和具体的运作，这造成行政法学理体系有时候远离社会生活实际。[11]但实际生活中任何行政法制和公共政策的议题，行政管理和行政审判实践中任何具体的事件或案件，必定是同某一行政领域相联系的。在中国，行政法学者们或对部门行政法关注不多，或对多个部门行政领域开展蜻蜓点水或游击式的研究，面对矿山安全、食品安全、公用事业改革、城市化、医疗改革等现实问题，行政法学者总体上处于失语的状态，学术研究的匮乏，也实实在在制约对部门行政法治的进程。部门行政法的深入研究，能起到由抽象行政法理论通向生动行政实践的“桥梁”作用，从而增强行政法的应用性、可操作性，从而推进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12] 
　　（二）部门行政法研究与行政法总论学理体系的建构 
　　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和发展行政法总论体系。行政法总论的优点在于其体系和逻辑之美，但传统以控制行政权为本位的行政法总论，无法把握行政国家下食品、药品、环境、核能等新兴规制领域的内涵和特色。我们不仅可以在宪法基本权利、宪法规范、宪法原则的约束下，来建构行政法总论的学理体系；还可将部门行政法作为行政法总论的试金石，通过部门行政法的发展，来累积共同特征，从而反思行政法总论体系。 
　　例如可以运用归纳的方法，通过对药品审评中专家咨询机制实际运作的描摹，来对专家咨询在行政过程中的作用，对咨询专家的遴选、专家咨询的程序、咨询专家的利益冲突等一般性问题给出学术见解；[13]还可以利用演绎的方法，通过对药品监督行政处罚和行政诉讼个案的讨论，丰富行政法总论中对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证据等问题的理解。 
　　（三）部门行政法研究与中国行政法学的本土化 
　　在中国行政法学的建构过程中，外国法的学说和制度构成了中国行政法学重要的智识资源，从而形成了以大陆法传统为骨架、注入英美法因素的一个混合体。[14]而在这样一个继受外国法的学说和制度的过程中，会有某些失真、变形乃至中国学者的再创造，这使得行政法总论中仍存在诸多缺憾。不无疑问的是，现有的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是否都是中国所确实“存在”的实有内容，还是外国法制的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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