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宪法法院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介评(2)

　　为了判断一项目的在于保证社会权逐步实现的立法或政策的合理性，法院提出了如下标准：首先，立法或政策在可获得的资源限度内必须是充分的，以便于权利的逐步实现；其次，立法或政策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平衡的和灵活的，必须把责任分配给政府内不同层级的机构，必须考虑处于危急状态的人群的急迫需要，不能排除任何社会组成部分，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第三，政府必须为立法或政策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第四，立法或政策不仅应合理地被设计，也应合理地被实施，“没有得到合理实施的合理计划不能被视为政府已经履行了它的积极义务。”本案中法院认定政府的住房计划没有达到“合理性标准”，主要是因为住房计划没有满足不利人群的急迫需要。 
　　与Soobramoney案相比，Grootboom案确立的“合理性标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明确和更高的要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根据个人的经济地位来区别政府的积极义务，而这种区别在Grootboom案中是至关重要的。法院指出：在那些负担得起住房(即使仅仅是最基本的充足住房)的人和无力负担住房的人之间存在着不同。对于那些能负担得起充足住房的人，政府的主要义务是提供获得住房的机会、建立法律框架为公民自建住房提供便利。对于那些无力为自己提供住房的人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发展的问题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政府政策必须考虑这两类人群，贫困人群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的需要值得特别关注。如果一项立法或政策忽略了那些最急迫需要帮助的人群，即使立法或政策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也无法通过“合理性审查”。 
　　二、“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发展 
　　 
　　(一)TAC案对“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发展 
　　Grootboom案的判决对“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该标准发展的最后阶段。2002年发生的Minister of Health v.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案(以下称TAC案)在Grootboom案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本案涉及南非政府对当时正流行的AIDS疫情的反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一种名叫Nevirapine的药物来阻止HIV的母婴传播，但是南非政府以该药物有危害性副作用为理由拒绝把药物分配给公共医疗机构。即使在药物的安全性和功效已经得到肯定的情况下，政府仍然仅实行了一项“实验性分配计划”，将药物的使用限于每省的两个公共医疗中心。一个艾滋病的拥护者组织TAC在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政府拒绝将Nevirapine分配给其他的公共医疗机构的“实验性分配计划”是不合理的，构成对HIV阳性孕 
　　妇健康医疗权的侵犯。 
　　宪法法院在对政府的“实验性分配计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时，采用了它在Grootboom案中确立的标准。承认“本案涉及那些无力负担医疗服务的人群”，并注意到在能负担医疗服务的人和无力负担医疗服务的人之间存在区别。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政府采取的阻止HIV在母婴之间传播的措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措施没有满足那些没有机会进入提供Nevirapine的医疗机构的母亲和新生儿的需要。分配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全面，也是不灵活的。法院要求政府为在公共医疗机构的HIV阳性孕妇提供Nevirapine并满足她们的要求。另外，法院要求政府纠正现有计划，制定一个有效的、全面的、全国性的计划来阻止或减少HIV在母婴之间的传播。 
　　TAC案判决的最大贡献在于驳回了政府对法院发布强制性命令的权力的质疑。尽管法院承认它不适合发布会引起复杂社会结果的命令，法院在处理社会权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仅限于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履行它的宪法义务，并对这些措施进行合理性审查。但是法院认为，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权利法案中的权利是政府负有的宪法义务。当政府政策受到挑战时，法院必须审查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否已经履行了宪法义务。法院坚持认为根据宪法的授权，法院有权根据案件的情况、被侵犯的权利的性质和程度向政府发出强制性命令，政府有执行法院命令的宪法义务，而无论这些命令是否影响了政府的政策。但是法院也强调法院命令并不排除政府可以选择采取更合适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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