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对比分析与产权史观初探——诺思《经济史中(6)

题。据此，似可称之为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这里说的生产要素是包括人的）。这样认识的话，生产关系也由两个要素组成了，即所有制或产权关系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对于生产关系的后一要素，作者要提出两点；第一，其具体形式是由技术性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它同时又是既定的所有制或产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不能违背所有制或产权的基本要求，而要为其具体实现服务。

如果有了上述对生产力二要素和生产关系二要素的理解，则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认识。首先是肯定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或产权要素决定着生产力中的动力性要素；进而是在承认生产经验和科技知识对技术发展有启发性作用的前提下，承认动力性的生产力对技术性的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再进而则是技术性的生产力又反过来决定要素组合性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这一要素又要起着所有制或产权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作用。这一认识链条中当然有谁决定谁的关系，但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中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各自的二要素这四者中间比较错综复杂的谁决定谁的关系。这其中产权或所有制关系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产权史观之命题的重要依据。对于这样重要的理论问题，作者的“发言”更希望得到来自各方的指教。

（二）简析“有效率的产权”取代无效率的产权之机理

两种史观实际上都是把对制度变迁53提供理论解释，作为自己首要的科学使命，并且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来影响群体的行为，从而影响历史的发展。制度变迁首要的和基础性的内容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迁。由于斯大林明确提出“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应怎样”54，而诺思又提出了“有效率的产权”55的命题，因此，制度变迁的机理问题，就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关系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既然作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就要回答制度变迁之机理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历史上的每次制度变迁，都是有效率的产权取代无效率的产权的过程。那么，实现此过程的机理是什么呢？这要从有效率的产权内在的基本要求说起。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有效率的产权五点基本要求。如果再进一步概括，其核心问题又可以集中为两点：一是各类要素（主要是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拥有者，都有对自己要素的排他性产权，并且都能得到充分的激励。另外，由于各类要素自身的边际生产力和稀缺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各自在总收益分配中所得到的收益往往相差悬殊。这中间劳动者最处于弱势，而且人数最为众多，必然引起其反抗和斗争。因此第二点基本要求就是要恰当地处理社会的收益分配问题，否则就会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违背了以上两点的产权结构都是无效率的产权，并必然要被有效率的产权取代，而取代的方式则视情况的性质与程度有革命与改良两者。

改良的办法主要涉及如何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对立的问题，让我们以封建制逐渐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为例，来对此加以说明。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不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更没有自己的个人经济。但是他提供给主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他自己掌控的。而主人的剥削所得从主要方面看，则是奴隶提供的劳动的函数。奴隶经常用破坏工具甚至自残的办法来反抗主人，这就使奴隶制运行的交易成本极高。加之战俘等奴隶供给的短缺，就使奴隶主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给了奴隶一些人身自由，并使之有小规模的个人经济或者允许奴隶赎身，这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剥削收益。这对面临改与不改关头的奴隶主是一笔潜在收益。它推动并迫使着奴隶主改变剥削方式，其实质则是用改良的方法将无效率的产权改为有效率的产权。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产权理论中的交易成本和潜在利益的概念，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产权的这种变化，很难说是生产力的变化（或更极端地说是生产工具的变化）引起的。相反，德姆塞茨的一句话倒是更有说服力的，他说：“新产权的出现是对互动的人们调整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性的愿望作出的反应。”56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利益（潜在利益）。而产权，用中国学者盛洪的话来说，“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57这就提示我们，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实质上就是调整产权。产权的这一调整，就是将无效率的产权变为有效率的产权。这其中交易费用和潜在利益的考量（其实质也就是产权的考量）是问题的关键。这个过程当然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完成的，而且不排除并往往有群体性的政治斗争的形式。但是，从其内在必然性上来看，

这不就是前面所论的，具有那几个特点的有效率的产权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吗？

除了“改良”的形式以外，革命是实现制度变迁（其基础性内容是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受关注的另一种形式。它要求动员广大的受压迫受盘剥的群众起来作殊死的斗争，这其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和力量。因为动员群众的过程就是克服搭便车意识的过程。在面对容忍退让的搭便车情绪时，革命的意识形态用正义、公正的崇高理念去武装群众为真理而斗争。但要承认，在面对我们讨论的变迁机理的理论问题时，作者认为这还是潜在利益问题（即革命成功后的美好生活）在起着作用。在这里，没有交易成本的作用，因为剥削者在抗拒变革。而潜在利益也是利益，它的背后仍然是产权问题。就这点来说它和“改良”形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制度变迁的机理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说生产关系的变迁是新生产力的要求或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缺乏说服力的。只能说生产关系的变迁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而这与“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应怎样”的说法是相反的。

三、国家的经济作用与产权问题

按照标题的提示，本文的论述最终是要对产权史观进行探索。这

就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确立产权的决定性地位。这样，国家的经济作用就与史观问题或产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按照产权学派的理论，对于怎样认识国家的经济作用。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种是按对产权最广义的解释，即“所谓产权，包括任何优先权，特权或有价值的地位，”58则属于公权力范畴的国家的征税权、界定和调整私人产权的权力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权等，本身就是国家的产权。果尔，则国家的经济作用就可归之为国家自身的产权行为，是时自身产权的行使。这样，国家的经济作用本身就是产权问题，但对产权的这种解释太广义了，或许还缺乏更广泛的认同。第二种解读是，先具体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指出这些经济作用，或是为了形成一种有效率的产权，或是维护一种无效率的产权，这是通过另一种途经，在国家这一上层建筑的最重要的要素上，为产权史观的提出提供支持。让我们通过十七世纪西欧几个有代表性国家情况，来对此进行说明吧！在此我们主要参考的还是诺思的著作。

十七世纪的西欧是个面临着几个重要历史课题的世纪。第一，它是近代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世纪，这必然催生着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这呼唤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即“要求事前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第二，它又是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东西方航运、贸易正急剧扩大的世纪。在市场急剧扩大的促进下，产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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