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对比分析与产权史观初探——诺思《经济史中(4)

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这两组命题群中，本节讨论其第一组。

在对这一名段多次诵读后，作者有两点突出的想法。一是把它与诺思关于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之构成要素的认识加以对比，则诺思只是对政治经济制度、技术、人口等要素加以罗列，而看不到其间的作用关系。另外，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中，他把制度性的要素区分为基础部分（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与由其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含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两个部分，而且点明了何者决定何者，这鲜明地体现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它与诺思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主从不分，有着明显的优劣的区别。因此，可以这样认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基础与上层建筑”代表着史观理论的一种科学的框架。这有重大科学价值，它使任何的不同认识都可在这框架内进行讨论。这对我们的对比分析有重要意义。另一点是，马克思这一段论述只是纲要性的，其中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为什么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处于决定地位，都没有说明。这就是说作为理论它是有待论证的。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斯大林，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说明和论述，人们认为就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生产力，斯大林的界定是，“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

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和起来，便构成为社会底生产力。”32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生产力二要素说。另一种基本相同的说法是，“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33这两者突出强调的都是生产工具，是技术，即他所认定的生产力是见物不见人的。虽然在讲到二要素时他也提到“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但其着眼点是人的生产经验及劳动技能，这都是陪衬着并附属于生产工具这个技术要素的。正是因为如此，诺思在谈到结构要素时才不提生产力而提技术。这不意味着诺思也认为生产力是技术，或生产力本来就应该是技术，而是说斯大林错把生产力等同于技术了。他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样看来，作为对斯大林的批评倒是一语中的的。

关于什么是生产关系，斯大林有两次界定，其第一次的界定是：“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问题则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34其第二次的界定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甲乙二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35这前后两次的界定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从第一个界定来看，生产资料由谁支配和用来干什么，这本身就是“归

谁所有”的直接延伸和实际实现。其全部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所有制问题。第二个界定被称作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但进一步分析则甲、乙二项讲的都是所有制问题，只是（甲）讲的是生产关系的“硬件”，而（乙）讲的是“软件”。如果把所有制（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叫产权）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则（甲）、（乙）两项合起来讲的还是所有制，也就是产权问题。?36

至于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丙）项，即产品分配形式，这涉及对生产关系内容的两种表述方法（即“横的表述方法”和“纵的表述方法”）问题。所谓“横的表述方法”是指出生产关系所包含的要素；而纵的表述方法是先把生产总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然后再指出生产关系由狭义生产关系、流通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之总和构成。两者相比，前者更容易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斯大林的第一次表述，用的是横的表述方法。第二次表述方法从（甲）、（乙）两项看也是横的表述方法。至于其丙项之产品分配形式，讲的既象纵的表述中的分配关系，又象是作为所有制之实现的分配原则。把三者合在一起，有两种表述方法杂糅的问题。如果不看这一点，而只看内容，则斯大林的第二次界定所讲的生产关系也是所有制。

那么，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内容究竟是怎样认识的呢？对此争论颇多，本文不拟涉及。但作者的认识还是肯定的，即马克思也认为生

产关系就是所有制。其根据之一就在上引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在那段论述中，马克思说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在这里，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两者间用“或”字相连，表明他认为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事物（只是后者是法律用语）。而“财产关系”我个人认为，他指的就是所有制，它相当于西方经济学讲的产权。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长期（至少是改革开放以前）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经典的解释。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史观理论中的关键就被当作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技术与被归结为生产资料由谁所有的所有制之间的谁决定谁的问题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某种技术状况能够决定某种所有制状况？比如，按某些中国史学家的认定，是铁制工具的使用，决定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要转化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究竟是何理由？对此，本文作者在求学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而且这个不理解困扰了作者很多年。斯大林本人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他首先提出了生产的三个特点，并用前两个特点来对生产力何以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作出回答。他说，生产底第一个特点是它“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况中”，而第二个特点是“生产底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论证到这里，他就得出结论说：“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37如果从论证方法上看，

这不就是用自己来证明自己吗？这有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是很清楚的。

论证的说服力如何，还只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让我们先来看诺思对上述问题的有关评论。先看其肯定性的评论，他说：“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38这段话中有肯定和赞扬马克思所提出的史观学说之理论框架的含义，对此本文作者是认同的。至于这种不适应性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马克思把它归之为“是技术的变化产生了这种不适应性”39，这种认识是“过分强调技术”40的结果。而过分强调技术之所以不对，又是因为“过分强调技术是以牺牲其他的变迁动力为代价的”41。所谓牺牲其它的变迁动力，其例证之一就是“轻视人口变化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42对诺思以上的评论，本文作者认为它已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它已经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论提出了质疑。43但是对问题的实质却说得不对，即问题的实质决不是过分强调技术和牺牲了其他因素的作用的问题。进一步说，这是个何者是结构变迁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而绝不是是否过分强调了哪一方面的作用的问题。

至于强调了技术（生产力）是否就轻视了人口在历史中的作用，因为涉及如何看待诺思提出的人口这一结构要素，需要略作分析。应该说人口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在推动由共有产权向排他性的公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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