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谁搞土地兼并谁就会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重访革命史之四十(2)

平。因此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准备和国民党在全国包括在东北实行全面合作。

但共产党同时也是清醒的，周恩来1945年12月5日在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关于国共谈判》中明确指出：“国共关系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摇摆不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而在和之中便酝酿着战，战之中又酝酿着和”。周恩来认为，我党确定同国民党和谈，代表了包括解放区军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谈也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但1946年4月18日，四平街保卫战打响。6月初，蒋介石提出东北休战15天，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接连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这一连串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面目。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1946年的复杂情况是不是杨奎松说的那样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中共中央发出号召， 要“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强调“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

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其实即使没有内战，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耕者有其田”，也是自辛亥以来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土改政策的具体实行和调整，对于一个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群众运动来说，防止偏差和及时纠偏都是完全必要的可控的。

事实情况是5月4日会议上，毛泽东说：“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刘少奇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的晋察冀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后，于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总结了边区五年来的减租减息工作，通过了《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等重要法令。《租佃债息条例》对土地政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实施原则作了更加全面的规定。

比如，在租佃关系上，一方面重申二五减租和高租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75%。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佃户在减租后要保证交租。在借贷关系上，提出借贷利率“由双方自由约定”的原则，同时还规定凡依法成立的新债及减租后的旧债，“债务人应偿还之本息到期不能偿还时，债权人得依法追

诉，或依民法规定处理其质物或抵押物品”。另外，为合理解决租佃债息纠纷，条例还立足于边区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调解与仲裁的具体办法。

然而，边区的减租减息虽然找到了照顾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点，兼顾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但这毕竟不是温文尔雅的绅士名媛间一团和气的推杯换盏，而是一场雷霆万钧的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由此引起他们的公开反对在所难免。

地主阶级出于阶级本性，除少数开明士绅外，对减租减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由于日寇不断对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加之边区发生灾荒，致使减租减息运动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尽管如此，边区面貌还是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负担减轻生活改善、政治民主意识增强、锻炼培养了农民干部，同时极为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华北有25万民众参战，他们被编成50个大队，其中仅正太线的民兵就达到2万多名。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在根据地进行土改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五四指示”开篇就说：“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

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

当农民群众已经起来了，要求得到土地的时候，共产党是站在他们的前面带领他们前进还是站在一边评头论足患得患失，是辨别真共产党假共产党的试金石。

特别是当共产党已经取得一定话语权的时候，尤其重要。 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要清算他们的剥削账。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也提供了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分配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薄一波说：“到1946年3月，全区有50%的地区，贫雇农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实行了土地还家，大体上人均3亩。中农也分到一些斗争果实。”另外《中共华中局关于实施土地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清算目的在算出地主阶级土地”，要“在运动中鼓励农民赎田买田”等。另外，太行、太岳两区也均从4月开始主动

指导农民运用清算的办法尝试土改了。所以当时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土改，而是在土改过程中实行何种政策才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至于在讨论过程中，每个人都说了哪些话，并不能说明共产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两位老人林伯渠和徐特立都提醒，大革命时代的错误一定不可重犯，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共产党人的心情。所以才会有“五四指示”中，“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政策。所谓一条批准，就是指批准“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所谓九条照顾，就是指要照顾中农、富农、抗属、军属、中小地主以及被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普通农民、工商地主、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包括对逃亡回乡的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一条批准是既定方针，九条照顾是为了平稳顺利地执行这个方针。

那么“曾经试图以发行公债方式赎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土改”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国家……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定程序征购之，而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中国民主同盟的上述主张，其核心是国家有偿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他们所主张的土地改革，其性质是和平的、有偿的土地改革。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中，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占有重要地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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