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件证据的单一性;(2)案件证据的互证性;(3)案件证据不稳定;(4)直接证据缺乏。由于商业贿赂犯罪证据的上述特性，我们用传统的证据规则来惩治这类犯罪显得无力，为能达到预防、惩治和消灭犯罪的作用，应重新确立有关的证据规则。
第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控方，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但亦有例外，如我国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就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了证明责任的倒置。结合具体司法实践，我国也可以确立贿赂推定规则，就是当出现行贿人与受贿人单独联系的一对一情形下，行贿人或受贿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后，被指控受贿或行贿的一方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以示清白，如不能提出反证，则推定受贿或行贿罪成立。当然，贿赂推定原则适用的范围应有所限制，根据我国司法实践，贿赂推定只宜在“一对一”证据情形下适用。
第二，关于商业惯例不得作为证据的规则
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会碰到被告人以商业惯例收受费用为由进行辩护，法官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被告人的抗辩理由，甚至宣告被告人无罪，因此在立法上确立商业惯例不得作为证据规则有着积极的意义。
高铭暄教授：中国反商业贿赂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之初，我们曾经开展过三反五反运动，从这个运动揭示出来的关于资本家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商业贿赂，反行贿作为五反的目标之一。当时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但当时不用这个名字，受贿包含在贪污罪里。
1979年刑法第八章规定的渎职罪包含9个罪名，其中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但是没有规定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罪，但是由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也是国家干部，有关罪名也可适用公职贿赂罪名，所以就没有商业贿赂。
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通知》制止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在经济活动中私通买卖、禁止从中牟利、禁止回扣，1984年关于严惩贿赂犯罪的规定提高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法定刑，科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禁在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
1988年，对受贿人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的主体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经营者贿赂的民事责任形式责任。
1995年2月28日《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作为商业贿赂内容之一，单行刑事法律首次予以规定。
《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开始，这种行为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贿赂一般是从95年开始叫的。
1995年12月18日正式在司法领域定的商业贿赂罪。
1997年新的刑法颁布，把主体严格的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后来的第三节，既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也规定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前者规定在第163条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并处没收财产。
2003年底，包括我国在内120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与商业贿赂作斗争。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在2005年12月和2006年4月，先后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商业贿赂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之外的其他单位人员，并加大对商业贿赂的处罚力度。
卢建平教授：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启示
“朗迅”、“得普”和“张恩照”案件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亮点，而这些案件无一不和一部外国法律有关：这就是美国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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