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商业贿赂亟待“界定”范围(3)

“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要靠法制”
　　由于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商业贿赂”缺乏认定以及相关的法律界定也不明确，所以导致大量商业贿赂行为无法受到法律制裁。比如，2005年全国工商系统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06件，案值达9.15亿元。但是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5年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尚不足1％。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的规定，对商业贿赂的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对商业贿赂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专家的普遍观点是，反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商业贿赂进行严格的法律定义。否则，要么是面对商业贿赂无法定罪查处，要么就是胡乱查处、打击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
　　除了法律界定存在缺憾之外，反商业贿赂的权力分配也不甚合理。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权力在工商总局手中。该局也在1996年制定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已被支解。对于市场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有权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机关还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以及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等。由于体制没有理顺，所以造成了“多头监管、头头难管”的状况。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实是，2003年9月，浙江省工商部门由于强力治理省内保险行业强制保险和商业贿赂，对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处罚。而保监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别基于《保险法》、国务院的“三定”方案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自己享有相应监管权限。这说明，“多头监管”已成为反商业贿赂的一大障碍。
　　“‘多头监管’的局面必须要改变，这是反商业贿赂能否建立长效机制的根本。”程宝库，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他从2005年5月开始和同事一起呼吁对反商业贿赂进行立法，以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在程宝库看来，商业贿赂的盛行需要检讨的正是我们的法律。从长远来看，应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将目前分散在各处的商业贿赂规定归集梳理，并把反商业贿赂的权限赋予统一的机构。
　　民间的讨论和呼吁很快便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程宝库的建议先后两次得到中央的批示。今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要靠法制，依法治理要贯彻全过程。
　　就商业贿赂治理法制化的问题，在2005年12月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中已有所体现。这份刑法修正案的第163条实际上扩大了打击商业贿赂的范围，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医院、学校、研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包括在内。显然，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我国已经在努力探索如何迈上法制化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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