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与出路(5)

　　政策启示和建议

　　一是适时把握出口节奏

　　从贸易、投资自由化到金融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强劲推进。最近几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日益强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但过度的金融化，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改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增加了国际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扭曲着资源的配置，继而损害了财富生产和创造过程。在此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威胁，相反，中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资产依赖型社会经济增长新模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种模式下，压低通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一模式不可能持续。而压低通胀的关键是进口大量廉价消费品，也就是说，美国资产依赖型社会的成功运行，直接依赖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一个表现和结果。美国的贸易保护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行不通，其奥秘不在于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在于保护主义使美国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难以维持，不符合美国通过金融资本扩张获取财富的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阻挠中国出口的一切努力，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施压，保护主义依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有力武器。但这种武器瞄准的目标，并非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中国的金融产业。进入并掌控中国的金融产业，也就掌控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当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把握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和节奏，避免落入圈套，在开放中失去主动。

　　二是继续做强制造业的关键是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

　　当今世界经济，制造业是中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杠杆。但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向，使中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动荡，使中国继续走依靠初级制造业积累财富的路径，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依然可靠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在国内外市场更加一体化、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时代，金融资本对商品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取得制造业优势的方式很难维持。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业的不断开放和发展，金融产业的财富示范效应，将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将脱离制造业，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产业门槛，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提高出口退税这类救市措施，只能使更多资源继续配置在低效领域。关键是要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较低的进入门槛和灵活的退出机制。破产倒闭意味着解放了一部分无效或低效的生产力，使资源将按照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也意味着释放了部分市场空间，增大了现有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可能性。盈利水平的提高，能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为未来的市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也将有效缓解我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存在已久的民工荒，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周密设计的救市动作，可能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着眼点，更应当关注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励各种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创新技术类型转变。

　　三是大力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服务

　　总体看，加工贸易模式尽管有缺陷，在我国却依然有生命力，但在经济成熟地区，简单加工贸易的商业模式难以维持，更多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企业升级，产品向高端发展，市场规模有限。在这些地区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为企业转形提供巨大空间，并可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结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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