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归纳，西方人善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和'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有机制的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潘文国，1997）
东西方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就会有如下表现：汉民族的综合型思维倾向于把一个物体或观念的各个分散的部分合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由这种思维方式所制约的语言系统表现出以神统形的特点：遵循语义的连接，注重整体和谐，缺乏严格的逻辑性的特点，属语义型语言，句子结构简短而松散。这在古典诗歌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这种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归一"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为逻辑语序，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归纳总结，句子中心常在后。
相反，西方的分析型思维则倾向于把一个整体分成细小的部分，从个体上把握对象，通过逻辑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而逻辑分析是以形式的完备为前提，使得西方语言组织形式表现出以形显义的特点，属形态性语言，惯用结构复杂而严密的长句。其具体表现为：重形式，重理性，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语言大多明晰客观，符合理性。英语中使用大量连接手段连接句子，更多使用代词使句子指代明确。如：
The debate was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nvited anyone with an opinion of the BBC-including ordinary listeners and viewers-to say what was good or bad about the Corporation, and even whether they thought it was worth keeping.
句中使用which, including, whether来连接句子，使句子逻辑清晰，形式严整。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于"从一归多"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句子结构上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各种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结构复杂。（张丽平，2005）。
下面我们从几个电影片名的翻译上来进一步认识英汉语言的这种对比：(1)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2) Tears in the Rain (3) You've Got the Mail这三部片名本身用词普通，组合简单，分别译为：《廊桥遗梦》、《是雨？是泪？》与《网上情缘》，凸显了原作思想，意境立现。再如，美国名著Gone with the Wind，傅东华先生将其译为《飘》，只此一字，点石成金，原作丰姿毕现。（袁焱，1999）
由此可见，中国的哲学和语言中渗透的是一种人文精神，而西方的哲学和语言中融贯的是一种科学精神。
2、英汉的形合手段和意合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汉间的形合与意合之别只是相对而言，只是一种使用范围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据统计，《孙子》一书中，各句子成分之间，以及各分句之间的连接，采用不依赖连词的意合法的占92.6%，而采用连词来连接的仅占7.4%。对照《红楼梦》及其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的第四回，针对其中以偏正关系配列的形合句及意合句作出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原文72%为意合句，28%为形合句；译文97%为形合句，3%为意合句。（宋志平，2003）这些统计数据明确表明意合句与形合句在汉语及其英语中分别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也分别有少量的形合句与意合句作为补充。就是说，英汉语中形合与意合手段的使用是量的、而非质的差别。
2.1英语的形合手段（Syntagmatic Devic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英语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具有由拼音字母组成的屈折式形态发生学机制，词语具有形式自足标志。由于词与义多为约定俗成的任意性关系，使得句法成为可识别的组织程式"。（宋志平，2003）套用周志培的划分方法：英语的形合手段（Syntagmatic Devices）主要有形态变化和形式词两种形式。（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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