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看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2)

　　
　　一种语言的语篇和话语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英语变体之间及各变体与英语原型之间在语篇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展开的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对英语语篇本身的研究不全面，难以找到类似的语法、语音那样的规律性结论，但是更重要的是英语语篇研究的现状只不过是反映了语篇研究本身的困难性。语篇是社会文化环境的集中反映，而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Bradbury曾说“文化这一词汇一直是多种忧虑的寄身之地…… 围绕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辩。因此迄今为止只看到P. Strevens提出在变体研究中应当包括话语规则，B. B. Kachru提出研究语篇内部联系，和有关某些英语变体文学文体特点的不同深度的探索”。［9］21 看来这正是一个基本上未开拓的研究领域。
　　语言学家对语篇(text)或话语(discourse)的了解目前还很有限，从德国语言学家Harald Weinrich提出“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 的概念和美国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 1952年首次使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词，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出现更晚一些。McCarthy认为话语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初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因此，人们对语篇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句子层面以下语言单位的了解，所以谈论语篇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10］28
　　
　　三、 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认为，语言不仅有表意能力，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世界观。［11］12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总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英国语言学家帕默也指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完全地承载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语言的表达形式都带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烙印。
　　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和表达的。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民族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对各民族来说，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思维是统一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认识相同的事物。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与其他民族特有的对现实的认识、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类的思维主要是抽象思维，它是以语言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的。现实是思维的基础，也是思维所反映的对象，而语言则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语言则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思维还支配着语言。就某一民族来说，千万年来世世代代将其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模式，这就是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特点及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东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渊源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主源有三：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现代工业主义……中国文化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祖宗那儿承传下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一脉相传到如今”。 ［12］50 中国深受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的影响。英国的哲学背景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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