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陌生人——清末民初在云南游历和工作的外国人述(3)

五、游历考察

中国正式开放对外旅游，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欧洲人成为外国人在华游历的先驱和主角。在中国内地旅游的人分为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及直接从外国申请入境旅游的外国人两种，其中在华工作人员跨省游历者居多。从欧洲在华旅游者的身份来看，有官员、教士、学者、学生、商人等等，其中教士占很大比重。欧洲在华游历的人中以英、法人最多。尤其是法国，各省每年报册甚至还要专门单做一册“法国人传教游历名册”。外人依仗“治外法权”的保护往往在中国内地进行“无护照游历”，颇令地方官头疼，为防止意外，礼送出境是最佳选择。清末民初来云南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数量众多，依国别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依职业有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工程师、医生等，依考察对象有矿产资源、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生活习俗、商业贸易等。

（一）矿产资源

云南矿产资源富饶，惟技术落后、交通不便、财力薄弱，除银、铜、锡外，历史上其他矿产一直未得到深度开发。法国人哀莫斯曾在《支那现象》一书中称：“云南土地膏腴，多产鸦片、茶、甘蓝，而矿产尤为丰富，铜、铁、锡、铅及各种宝石，莫不有之。倘他日开交通之便，则采矿可以自由，将来我国之冶金场，必林立于该省也”。［7］中法战争后云南开埠通商，为英法探矿提供了条约基础。1896年，法国派矿学专家勒格里（MineralogisteLeclaise）带领东文学生二人，游行云南。经历迤南之个旧、弥勒等矿地，又折向东川昭通之骡马、汤丹、落雪、冷水等铜矿名厂考察，最后取道四川回国，著有《云南查考》。同期又派工程师古德尔孟（L′ingenieurcoustellemont）游行云南，遍历迤东、迤南、迤西，假道西藏回国，著有《云南旅行记》。1897年，派印度支那商务副大臣弥乐石（LousdirecteurducommercedeL′Indo?chineBrenier）带领商人白兰（Belard）游行云南调查矿产，在报告书中认为：“云南铜、铁、铅、银、锡、亚铅、石油等之矿产极饶”，只是交通不便，河流不利于航行。如果铺设老开（街）到云南府的铁道，不但可以使通商竞争胜过英国，更可便利于“开发云南之矿山”。［7］1901年，法国派商人奥塞（Rochet）、工程师克业（Raymont）来云南和洋务总办兴禄、矿务总办唐炯会商，提出开采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州、永北厅七处的矿产。

（二）民族文化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阻塞，少数民族众多，几乎每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较大民族还有众多支系，每一个支系之间语言、宗教、习俗均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历代统治阶级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不管是采取“怀柔”政策还是武力镇压，不管是任用土官还是“改土归流”，均没有做过认真地民族调查、甄别、梳理，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种类、人口、分布、语言、宗教、习俗、经济等形态特征缺乏了解，史籍记载也比较粗略，更遑论整理、保护、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相反，这期间外国殖民探险者、外交官、传教士、科学考察工作者在云南的活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报告、论文很多涉及云南各地的土著部族、气候物产、生态植被、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饮食起居、经济活动、方言土语等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对一些土著民族的地域、建筑、服饰、农耕等生产生活场景还进行了素描或拍照，为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积累了有关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当然，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带着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殖民意图来的，侵略性、掠夺性、殖民性、诬蔑性的语言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在使用时应注意甄别。其中，较为重要和著名的文献有：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刘易斯·皮雄：《云南旅行》、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让·巴克：《摩梭族》、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等。

（三）科学考察

清末民初，来云南进行科学考察的外国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地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等几个领域。（1）地学。云南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接合部，是当今世界最高、地壳最厚、最新隆起的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质、地理条件复杂，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丰富多彩。清末民初，英、法、美、德等国的地质学家如法国人儒伯尔（Joubert）、劳色（E.Rocher）、勒克莱（M.A.Leclere）、朗特诺（H.Lantenoies）、佛洛马惹（Fromaget）、勒荣德（A.F.Legendre）、戴普拉（I.Deprat），英国人布朗（J.C.Brown）、洛采（Loczy）、葛利高利（J.W.Grygory）等先后进入云南进行地质考察，将地质学传入云南。（2）动植物学。云南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种群多样性，动植物种类繁多，尤其是一些高海拔地区的珍稀动植物、奇花异草吸引了大量外国神甫、科学家来云南考察研究。据统计，至19世纪末叶，已有六七个国家的90多人到云南各地调查采集植物资源，成千种奇花异草被送到国外。这些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如法国天主教神甫德奈维（J.M.Delavay）、杜克洛（Ducloux）、索里埃（Soulie）、包定欧（Ｂｏｄｉｎｉｅｒ）、加万里（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梅里（Ｅ．Ｅ．Ｍａｉｒｅ），担任过蒙自和思茅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亨利（Ａ．Ｈｅｎｒｙ），以及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派来的植物学家傅礼士（Ｇ．Ｆｏｒｒｅｓｔ）、美国农业部派来的约瑟夫·洛克（ＪｏｓｅｐｈＲｏｃｋ）等。傅礼士于1904至1932年7次来滇，足迹遍布滇西大理、怒江、丽江、迪庆、腾冲等地，以及滇川藏交界的各大雪山，采集植物标本3万余件，计6000种，其中3000种为地理新分布种，1200种为学术界新种，并采集森林园艺植物种籽及球根数千斤。约瑟夫·洛克考察范围更广，包括四川、贵州、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历时20余年，收集了6000余种植物标本、1600余种鸟类标本和60余种哺乳动物标本。各国植物学家、传教士等大量采集云南珍奇的植物资源，是在中国积贫积弱、无力监管的背景下进行的，云南的珍稀野生资源受到掠夺。（3）气象学。云南地处低纬度高原，受南海、孟加拉湾水汽源共同影响及印度季风、东亚季风和东北季风的相互作用影响，集世界性三大气象科学难题——低纬度、高原大地形、热带海洋集中地于一身。复杂的天气变化对包围地球上空的大气层开展大气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1901年，法国传教士开始在昆明设立雨量点。1906年，法国人又在蒙自天主教堂观测降雨量。其中法国传教士普库林（Ｐｋｕｌｉｎｅ）自1906年1月起在昆明自设测侯所测侯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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