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综艺节目功能偏离现象探析——以《非诚勿扰》为例

万 晓 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从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价值创新、现场牵手率分析了电视相亲节目所呈现出的效果，剖析了大胆话语营造错误的价值取向，提出了要弘扬道德主旋律，平衡相亲节目的娱乐与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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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相亲节目；娱乐功能；教育功能；《非诚勿扰》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04．０38

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许多大龄男女青年步入“剩男”“剩女”行列，“剩时代”的来临催生了一批以相亲为主题的娱乐节目，特别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举成为了全国婚恋综艺节目的收视冠军。

１ 《非诚勿扰》节目所呈现出的效果分析

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江苏卫视的真人秀婚恋节目《非诚勿扰》开播，引发相亲热潮，随后全国有10多个电视台相继打造了各式各样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凭借着一主两辅主持人的新颖节目形式和党校教授参与评判的独特理念横空出世，将真人秀表演与男女婚恋速配巧妙地进行嫁接，以满足大众对当下婚恋中热点话语内容和真实情感诉求为基点，打造了一档全新的婚恋节目，以精准的节目定位，戏剧化的节目策划，嘉宾主持的精彩言论与分析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的眼球，节目中大胆的告白片段成为无数观众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也一次次挑战着伦理道德、社会价值的底线。婚恋类节目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时代价值的关注与冲突，节目功能定位的怀疑与隐患，也包含着媒介责任与市场利益的相互利用与纠缠不清。

１．１ 节目成为收视冠军，受到观众追捧

《非诚勿扰》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2010年３月１４日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达到了２．６１％，开创了开播以来收视率的新高，更是超越了同一周播出的综艺龙头《快乐大本营》，一举成为了综艺节目的新科收视冠军，而且它也凭借着２．８２％的最高收视率始终占据同类节目的收视宝座。《非诚勿扰》作为媒体打造的一款综艺娱乐节目，必然会带来娱乐受众与引导舆论的功能，这类相亲节目植根于社会现实，并且用鲜活的语言典型，真实地将社会文化或者社会意识表达出来。而且在节目的表现形式上也力争与其他同类节目有所差异，并使节目充满戏剧化的演绎，每个版块程式化但又充满了悬念与冲突，从而能够引发受众的共鸣，得到受众的追捧。节目在设置时以促进男女嘉宾相互了解为契机，解密嘉宾的个人隐私，努力使观众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以此来迎合观众的窥视癖好。从这个角度而言，相亲节目达到了媒体所期望的效果，甚至在制造话题、引导舆论潮流等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受到观众的追捧程度远远超过了媒体的预先期望。

１．２ 价值创新的节目定位，丰富了节目的内涵

电视相亲类节目的第一功能是为大众提供交友平台，满足大众对婚恋的需求。在此前提下，这类节目同时带有娱乐性。在实践中，大部分相亲类节目的定位倾向娱乐化，《非诚勿扰》也是如此，主持人孟非很多次在节目中表达并强调《非诚勿扰》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这意味着，《非诚勿扰》除了能满足大众相亲交友的需求，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满足大众的其他生活需求。因此在节目中出现了海南“香蕉哥”退场后卖完滞销香蕉的情况，更有基层的副镇长来征婚时不忘竭力宣传当地招商引资。这样，《非诚勿扰》节目定位就具备了创新价值，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服务节目，丰富了节目的内涵。

１．３ 凸显节目的娱乐性，现场牵手率较低

《非诚勿扰》节目所有的环节设计都采用了娱乐节目的元素，其宗旨是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延长节目的收视期待。在整场节目中，男女嘉宾始终处于一种充满了悬念和对抗性的情境之中，男嘉宾想极力展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女嘉宾的芳心；女嘉宾则以挑出男嘉宾的缺点与不足为己任，以突出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节目突破了以往相亲节目的那种温文尔雅、友好交流的基调与节奏，将两性之间有关婚恋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差异摆到台面上，等待人们去揭露、抨击、辩解、维护，这种锋芒毕露的充满悬念的交锋状态正是观众所期待和渴望的。

笔者以《非诚勿扰》为例对１-４月所有期节目做了一个统计，共播出３８期，除去2010年４月６日、2010年１月３-５日是特别节目之外，３４期节目共上场１８７位男嘉宾，只有６５位男嘉宾最终牵手成功，近2/3的男嘉宾都是带着遗憾下场，且不论他们在场下是否能觅得真爱，但就场上的情况而言，这种结果或许并不是相亲节目和男女嘉宾们所期望达成的效果。而且笔者曾经在某大型网站上看到一篇新闻，一位参加过《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向记者透露了许多人们都无法了解的台前幕后，他也谈到了与其他嘉宾的了解与谈话发现，许多嘉宾虽然在台上牵手成功，但基本上有９５％都没有下文了。从表面上看，婚恋节目提升了女性形象，赋予了她们选择的权利，并在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个人魅力，节目中女性对男嘉宾犀利的评判与评头论足或许可视为女性权利的表达。但是，不难看出，为之提供舞台的、使这些言论见诸公众的并进行大肆渲染的、在媒介中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并不是她们本人，这一切都是媒体所赋予的。不可否认，拜金、炫富、性感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现实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很有市场，而这类现象与女性相联系时，会产生更加显著的效应，会引发更多的话题，进而带来更刺激的受众注意力。

２ 大胆与挑逗性话语营造错误的价值取向

《非诚勿扰》的最大成功是它能在娱乐表演层面下通过对关注点的剖析与延伸，大胆地营造出社会热点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担当起了大众传媒的教化与传播功能。然而，这个成功的元素也是节目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正如传播学者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倾向，这些倾向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影响着他们的现实社会价值取向，而《非诚勿扰》也是通过这一形式来影响受众的。

在《非诚勿扰》的现场可以听到“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我只嫁富二代”、“只有我男朋友才可以握我的手，其他人，一次２０万”等这些大胆而富有挑逗性的言论，而媒体也乐于看到这些赤裸裸言论的出现，因为这就意味着收视率，意味着猎奇的“眼球效应”。这时媒体就会原封不动地、甚至添油加醋或者断章取义地将这些话语公之于众，并不会考虑到观众们的年龄层次或接收能力与态度，因此观众在接受传媒长期、潜移默化地“培养”过程中，会与媒介形成一系列内在的互动。大众传媒包含的善与恶、美与丑、包容与刺激在无意识中会形成强势的话语优势。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一次次刷新着收视率的榜单，也一次次挑战着伦理道德、社会价值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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