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方向(5)

中国国家制度改革应该遵循“有效性”和“有限性”双向发展的进程。以现实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扬长避短，应该是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原则。从现实情况看，中国政府在“有效性”方面表现突出，而在“有限性”方面显示不足。借用福山有关国家治理三要素的观点， “有效性”与“政府能力”相对应，而“有限性”恰恰与“法治”和“民主问责”相关联。国家的发展首先需要国家（政府）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但是，国家的持续发展又必须要有良好的治理方式。正如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需要一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一样，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同时也要有一种反制政府的力量，这种反制力量在现代国家的表现就是把政府权力（包括统治者） “关进笼子里”的各种制度，也就是“法治”和“民主问责”的制度。所以，“依法而治”和“民主问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关键终究离不开民主法治的议题。

注释：

①国家的学术定义很多，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是实现共同善的结合体”，布丹（Jean Bodin）的“国家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共同体”，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契约论者的国家是自然人经过“契约”联合而成的组织。

②有研究者以1980年以来美国50个州的政府改革为例，说明美国改革涉及政府与社会关系、公民政治参与、政府机构与职能设置、政府之间关系、政府治理技术等多个方面。参阅王欢：《1980-2008美国各州政府改革》，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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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l]弗朗西斯·福山，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1．

[2]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7．

[3]桑玉成、鄢波．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6）．

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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