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书院实施通识教育的若干思考(2)

二、通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我国通识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汉三国时期对“通才教育”的描述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古文中四种不同风格的文体时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备其体”。通才在这里是指四种文体都能娴熟运用的人，用来引申指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通才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在清朝末年张百熙主持起草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重定学堂章程折》中也有相关论述。此时所谓的通才教育非常重视传统的纲常礼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民国时期，蔡元培、梅贻琦、朱家弊、潘光旦等对通识教育都有论述，并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强调大学不仅要研究高深学问，更要注重引导学生拓展知识视野。他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后来在进行北大改革时又提出了“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的观点[4]。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也十分注重通识教育。他对通识教育最全面、最深刻的论述是在他的《大学一解》中。“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5]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所了解的基础之上，所谓通识即通专结合，融会贯穿之意。朱家弊、潘光旦等也都从通专之辨，论述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的主张。这些表述，表明当时有一批学人对通识教育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这也是民国时期的大学能够培养出一批大师的重要原因。

建国后，我国全盘学习苏联，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从1952年开始，全国范围的高校院系调整，否定了原来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综合性院校的学科专业受到肢解，建立起一大批专业院校和行业院校。高度专业化的院校学科调整，对于培养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专业化的过分追求和对实用化的过分强调，导致学生专而不通，专而不博，不利于人才队伍的长远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虽然对高等教育的过分专业化有所调整，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阻碍了调整进程，使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状况长期延续，对后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行，专业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不少学者认识到了专业教育的缺陷，在批判专才教育体制的同时，主张加强通才教育。当时全国各界希望突破专才教育的局限性，虽然使用的是“通才教育”的字眼，但是在思想上与“通识教育”已经基本一致。

从1995年开始，我国部分高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1998年，随着《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文化素质教育进入了全面推广的阶段。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议》，决议提出“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把文化素质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我国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同时，通识教育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受到重视，一些高校在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实践探索。比较典型的如复旦大学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中山大学在2009年成立博雅学院等。尤其是复旦学院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的理念，将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特色的通识教育与宽口径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建立起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通识教育教学计划和管理体系。

三、书院制下实施通识教育的典型案例

（一）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探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时任校长苏步青主张“理工科的学生也要学点文史知识”，倡导培养全才[6]。继任校长谢希德提出要借鉴国际先进的本科生培养经验，试行“通才教育”，可以说，复旦大学具有通识教育的传统。2005年9月，复旦学院正式成立，率先在国内实质性地推进通识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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