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修改抑或者部门修改 106大后现行宪法修改 思索(3)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实行后，由于部门规范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由法定的修宪主体根据特定的修宪程序，对于宪法规范所作的重订、修订或者增删等活动。在现代宪政国家，修宪的主体、修宪权限及修宪程序都遭到宪法的严格限制。就宪法修改的方式而言，极少数国家作过专门的划定。如一八七四年瑞士宪法第一一八条划定：“宪法可于任什么时候间做部门或者全体之修正。”其后的一九二0年奥地利宪法以及一九四0年的巴拉圭共以及国宪法也有相干划定。从理论上讲，学界也以为全面修改以及部门修改是宪法修改的两种主要方式[二二]，而且学者们对于2者的概念、判别以及优劣入行了较多的探讨。[二三]

1般来讲，全面修改又称总体修改，是指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没有产生变化的情况下，宪法修改机关根据法定的修宪程序、权限对于宪法的大部门内容（也包孕宪法的结构）入行调剂、修订并从新予以颁布的活动。部门修改则指修宪机关依法对于宪法中的部门内容入行调剂或者变动的活动，1般以决议或者修正案的形势出现。2者的共同的地方是均有别于宪法制订，以宪法所划定的修改程序入行。它们之间又存在以下两点判别：1是全面修改请求宪法修改机关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而部门修改则不从新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只批准决议或者修正案触及的内容。2是对于宪法入行全面修改要宣告1个新的宪法文本接替原宪法文本，但部门修改时原宪法文本其实不被修正案所接替。

从整体上讲，学界对于部门修改以及全面修改的区别大多只限于形势方面。细加斟酌便会发现，这类界分照旧10分恍惚。宪法修改的实践表明，在入行全面修改时，会保存原来的大部门宪法规范，宪法典的原有结构也大多维持不变。所以，所谓的通过整部宪法便只拥有形势意义。只要在全面修宪时，原宪法文本与新宪法文本在规范内容以及表述上有相同的地方，全面修改通过了整部宪法之说就尚存疑难。新宪法对于原有宪法的保存条款，其实不因新法的出现而固然失效。假设说全面修改后会通过并颁布1个全新的宪法文本，这与以决议或者修正案的方式入行部门修宪并无什么显明出别。妇孺皆知，我国曾经经采纳决议的方式修改宪法，在每一次决议案通过后，都将通过1个新宪法文本。即使82宪法以来采纳修正案的修改方式，也与美国的做法大为不同。我国的修正案其实不独立存在，没有作为宪法规范独立适用的价值，而是将修正案中条款作为宪法中的相应条款。于是，每一次修正案1通过，1个新的宪法文本便会发生——绝管没有宣告新的宪法文本。全面修改与部门修改的确存在显明判别。但咱们不能将眼光仅限于2者在修改规模、修改后果的表现形势等方面，而理当留神到2者在熟识论基础方面的悬殊和由此而导致的其他判别。

详细讲来，全面修改试图在时事产生重大变化时，在坚持立国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并从这些价值动身全面计划未来社会的发铺。对于理性持尽对于的自信，是全面修宪的熟识论前提。咱们可以从宪法制订以及全面修宪的比较中洞察到这1点。除了了是否是受法定程序限制外，全面修宪与宪法制订最主要的判别在于宪法制订的重要任务是肯定1国的立国精神，即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经济制度和根本的教育文化制度，而全面修宪则是在立国精神指导下的规范变迁。[二四]但2者在对于理性建构能力的推重方容貌似神合。在启蒙思惟家眼里，制宪权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人类从天然状况过渡到寻求自由保障人权的政治社会的逻辑中介。作为制宪权结果的宪法固然拥有独特的国家价值。它是立国的政治宣言，也是建国的基本纲要。[二五]制宪活动就是应用理性建构1个力图实现自由以及权力受保障的社会的努力。宪法是1个宏大叙事违景下理性演绎的产物。这类宏大叙事或者者是1种先存的超验的天然状况，或者者是1个将来会实现的大同世界。宪法制订将这1宏大叙事笼缩为几条基本原则。全面修宪则是依据时事对于这些基本原则的又1次理性演绎。正是基于宪法制订以及全面修宪在熟识论上的亲缘性，有学者以为，全面修宪不啻是废弃宪法，那不是修宪，而是制宪。[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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