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9)

    我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或学说所称“表见代理”，[36]只是权利外观理论在代理法领域的一种应用。从构成要件上看，确定本人存在引发代理权之印象的言语或行为，是认定存在表见代理（权）的起点。[37]除此之外，从比较法上看，第三人可合理推断存在充分的权限、第三人事实上已信赖了本人的言行及第三人因信赖遭受损失，亦为构成表见代理权的必要条件。具体到某一国家的法律（如德国）而言，第三人如果想以表见代理权保护自己，则必须提出如下证明：其能够根据诚实信用并顾及交易习惯由外观事实推断出一项授权；本人必须以可归责的方式制造了授权的权利外观；第三人须已信赖了已创设的权利外观。[38]而根据梁慧星教授对《合同法》第49条的解读，当发生无权代理纠纷时，相对人如以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被代理人承受合同，至少须提出如下证明：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其有正当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其基于信赖与无权代理人订立了合同。[39]
    然而，仔细对照《合同法》第49条与第50条则不难看出，在越权代表情形下，相对人在与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时，实际上完全被法律推定为善意之人，换言之，对第三人来讲，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如此之下，相对人只要证明，与其订立合同的一方属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如果该合同满足合同生效的条件，相对人即可直接向法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至于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了权限，原则上与相对人无关。而法人欲不使合同的效果归属于自己，则必须证明相对人于订立合同之时为恶意。由此可见，第50条完全是为了抑制法人的内部约束对法人之对外关系的制约，使代表权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其规范意趣及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力度迥然有别于意在保护对权利外观发生合理信赖的表见理论。

    2．第50条的规范依据
    尽管同样是为了保护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善意，但第49条与第50条基于意定代理与机关代表之间的差异，显现了不同的规范依据。概括地讲，第50条建立在代表权的概括性、不受限制性之上。代表权之所以具有此种特性，根源于须对法人之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作出严格区分的理论主张或政策需求。
    由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民法通则》第38条）可知，第50条规定中“权限”应解释为“职权”。职权不同于权利，它是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一般情况下，职权以确保职责的实施为限度，没有职责就没有职权。[40]结合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的划分及权力配置看，职权只是在“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法人内部一组织机构相对于另一组织机构所享有的一种特权，是法人组织机构内部分权、制衡的产物。它运行于法人内部，并以职责的面目对法人内部人员发生约束力。法人一旦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交易生活，则像自然人那样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从交易常理上讲，除非法人执行机构的职权及其限制能够清楚地公之于交易世界，否则，要求交易相对人深人错综复杂的法人组织体内部，调查执行机构的职权及其所受限制，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法人对外行为的资格既然分配给了执行机构及其成员，且法律亦规定执行机构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交易相对人只能合乎逻辑地断定，执行机构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实施的行为，应归属于法人。至于该法定代表人是否正确履行了职责，完全取决于法人与该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交易相对人通常无法作出判断。
    进言之，不管特定法人是否严格区分权力机构与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作为法人的必设机构，其行为实质上就是法人实现经营目的的必要活动。相应地，执行机构的职权应指与执行法人经营业务相关的一切权力（业务执行权）。当法定代表人凭此种职权实施交易时，在相对人看来，这种权力实质上是作为自然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行为的权力（代表权），而绝非法定代表人自身享有的行为自由权。执行机构的职权因而具有两幅“面孔”，在组织体内，它是完成岗位职责（履行忠实义务）的业务执行权；在组织体外，它是得与他人实施交易的代表权。因代表权只是执行营业事务的职权进人交易领域内的一种“变脸”，所以，像业务执行权那样，它原则上应是一种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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