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5)

    另值得一提的是，对代理权范围或事务经营权限范围的怀疑，机关代理亦异于意定代理。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不能通过向法人调查来消除此种怀疑：因为向社团的其他机关提出询问通常已无技术上的依据。机关代理人的代理权因而不能像以合意确立的代理权那样，一般经由内部关系而受到限制。[19]
    基于以上认识，对机关代理权滥用应提出比对意定代理权滥用更高的要求，[20]成为德国学说与判例的共识。概言之，机关代理权滥用主要表现为如下情形：第一，享有代理权的董事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法人利益；第二，相对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代表人的行为与其内部权限不相符。应当知道并不意味着，相对人负有一种调查义务；而是指相对人视若无睹代理权之明显滥用。如此之下，只有重大过失的不知，才对相对人不利。[21]
    构成代理权滥用的代理行为，原则上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77至179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不过，根据主流学说，代理权滥用如为董事与第三人间的串通行为，应适用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22]由于适用无权代理制度须以确认第三人应知代理人超越代理权为前提，所以，法人欲不使越权代理对自己生效，并非易事。
    （2）日本民法
    《日本民法典》第43条规定，“法人依法令规定，于章程或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负担义务。”“目的范围”对法人权利的限制，到底应理解为是对权利能力还是对行为能力的限制，法律解释曾历经重大变迁。受英国越权制度的影响，《日本民法典》的起草者曾长期认为，目的范围限制的是法人的权利能力。[23]这一看法因既难以解释民法典第44条（法人目的范围外的侵权行为），又妨碍法人灵活经营且有可能成为法人逃避责任的借口，因而受到强烈批判。几经努力，学说和判例逐渐认识到，应在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前提下解释目的范围的规范意义。对于营利法人，凡实现法人目的所必要的行为，皆属目的范围内的行为；对于非营利法人，应严格解释目的范围，以实现该类法人的设立目的。在此认识下，学界很快达成目的范围不是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的共识。
    目的范围限制权利能力的思维被破除之后，学说与判例进一步认为，第43条实际上仅关涉法人之权利义务的现实归属，即代表法人的自然人的哪些行为应归属于法人。学说由此发展出，行为能力限制说与代理权限制说两种主张。
    像德国法那样，日本学界也承认，相比于意定代理中代理人与本人之间的关系，代表机关与法人之间的关系虽在所有方面都较为紧密，但关于法律行为的代表，其形式、要件，完全可准用代理的规定，立法因而未对此另作规定。基于此，传统观点认为，民法关于无权代理、表见代理与代理权滥用的规定皆可适用于机关代表。[24]
    然而，代表终究有别于代理，为此，《日本民法典》第54条特别规定，对理事代表权所加的限制，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由于民法典第53条同时规定，理事原则上就法人的事务均代表法人，所以学界普遍认为，相对人无义务调查理事的代理权是否受到限制。对于第54条规定的善意保护，学者也认为应作不同于表见代理的解释。具体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不管其有无过失，第三人皆应得到保护；二是主张不应保护有重大过失的相对人。[25]
    综上所述，关于法人权利义务的归属规则，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立法或解释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革新，最终确立了像德国法那样的观念或规则：营利性私法法人像自然人那样享有普遍的、不受限制的权利能力。法人章程关于经营范围的规定，只是对法人行为能力或权利义务之现实归属的限制。由于法人只能经由代表机关实施交易，所以在法人的外部关系上，代表权或代理权原则上是一种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限。是故，越权代表（代理）原则上只是依法人的内部关系作出的判断，惟在特殊情形下（第三人恶意）才显露于外部。就越权代表的规范模式而言，由于英国、美国法关于越权制度的特别规定，作用仅在于涤除旧制，承认法人的行为能力不受限制的制度，所以消除越权制度后，英国法在贯彻执行1972年欧共体法第9条的过程中，与同为欧盟成员国的德国最终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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