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10)

    总之，第50条以法人之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区分为基础，确立了代表权不受限制规则。凡法定代表人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应对法人发生效力；只有法人能够证明相对人乃恶意行事，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才真正构成“越权代表”。在此理解下，越权代表实际上有单纯的内部越权与内、外皆为越权之分。
    三、第50条关键用语的具体解释
    关于《合同法》第50条之效力模式及理论依据的上述解释意见，很容易令人想到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40条第1款的类似规定与德国学者对其民法典第26条的类似解释。的确，在规范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上，《合同法》实质上已完全摈弃《民法通则》的旧制，采纳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41]明确这一点，对具体理解《合同法》第50条规定中“法人”、“超越权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关键用语，意义重大。
    （一）“法人”的范围
    第50条的第一个关键用语是“法人”。它到底是指一切性质的法人，还是仅指企业法人或营利法人，许多著述或解释书对此沉默不语。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立法，我国《合同法》是在民商合一体制下编纂的，[42]如果不作特别限制，第50条自然应适用于一切性质的法人。然而，从立法目的、立法变迁、比较法等各方面看，第50条规定中的“法人”一词应限缩解释为企业法人或营利法人。
    从立法变迁上看，第50条完全是为了推陈出新，废弃越权无效制度，创设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越权无效制度在我国肇始于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9月17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43]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42、49条对此进行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7月21日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重申了这一制度，即“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0日发布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同样明确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无效。在这些规定中，虽然仅有《民法通则》明确采用了“企业法人”概念，但因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皆为典型的商事交易，惟有企业法人才能实施，所以，越权无效制度其实自始至终以企业法人为适用对象。
    从比较法上看，英国、美国公司法在以代表权不受限制规则取代越权制度时，无不明确指出，传统的越权制度仍适用于慈善性公司与其他不适用于公司法的公司。所谓其他不适用于公司法的公司，主要是指非商事组织，如特许公司、公法法人等。德国法同样认为，公益法人、国家组织和公法法人在私法上的行为适用越权无效规则。
    德、英、美等国之所以认为非营利法人应适用越权制度，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性质的法人，主要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非经济目的，法人的对外事务无交易便捷、安全的特别需求，第三人利益无特别保护的必要。相反，便捷、安全不仅是营利法人自身的经营需要，而且对交易相对人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法人作出适当区分，并依其性质确立不同规则，是世界各国关于法人权利义务归属规则的共同做法。
    基于上述分析，第50条应限缩解释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我国现行法的基本分类）等非营利法人，皆应排除在第50条的适用之外。[44]
    （二）“超越权限”的外延与情形
    1.“超越权限”的外延
    “超越权限”一语应包括逾越了对代表权的特别限制，为学界一致看法。关于该用语的意见分歧，主要发生在它是否包括超越经营范围的情形。为统一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10条特别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只具有排除“合同无效”的“消极效果”，并未言明一项确定的法律后果—效力模式，所以，孤立地看，这一规定的第一句根本无法构成一项法律规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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