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自然人精神活动的自由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两个方面。前者如因欺诈或胁迫而给作出错误意思决定的人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后者主要是指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此外,严重的精神损害可能导致受害人的精神疾病,并随之而来发生医疗费等财产损失。对侵害精神活动自由的行为,所采取的救济方法与对身体行动自由的侵害相同,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以及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形式。
注释:
[1]参见张新宝:《侄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2]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473页。
[3]《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5]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目录。
[6]参见王利明主持:《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目录。
[7]参见佛山市新一佳百货超市有限公司与张群人身自由权纠纷案,(200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307号判决书。
[8]参见凌凡诉茶陵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2005)茶行初字第5号判决书。该类案件被视为行政赔偿案件,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与划分公法与私法的理论有关。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上的人格权是为了使个人的人格利益不受来自国家或其他团体的侵害而设定的基本人权,民法上的人格权是为了防止个人的人格利益受到来自他人的侵害而加以设定的权利,与此相适应,国家机关对人格权的侵害属于公法问题,自然人对人格权的侵害属于私法问题。“但是,这两种区分在公法与私法的古典区别已经消失的今天,很难成立。对来自国家的人一格权侵害,只要受害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这也属于民法领域的问题。”[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日]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9]参见宋春雨:《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10]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11]参见张红:《论一般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保护手段》,《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12]参见张伯明诉被告嘉陵工业有限公司、姜吉群、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人身自由权损害赔偿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05)沙民初字第461号判决书。
[13]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期。
[14]实际上,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对于自然人之间的人身自由侵害案件所形成的法律漏洞,完全不需要依据《宪法》创制司法解释来填补,只需要合理的论证,类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即可,可惜最高人民法院更愿意作出司法解释,而较少通过对个案进行裁判的形式解释和发展法律。
[15]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 ~ 430页。
[16]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7]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1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806页。
[19]同前注[4],卡尔•拉伦茨书,第170页。
[20]参见[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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