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6)

      (三)慎刑、恤刑、重惜民命。所谓慎刑，即不“乱罚无罪、杀无辜”，以免“怨有同，是丛于厥身。”［一八］这是周初从商末滥刑肆杀，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中所总结出的，对于于昆裔极有影响，历代的开明之君多以减少死刑，重惜民命相标榜。隋文帝时鉴于处所州郡县滥用死刑，激化社会矛盾，故而划定:“诸州囚有正法，不患上驰驿行决”;“诸州死罪不患上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绝然后上省奏裁”［一九］，从此将死刑的履行权收回朝廷，由天子切身掌控，成为1项定制。贞观初期，《贞观律》虽以《隋律》为基础，但减死罪九二条，并且创行死刑复核程序，擅自履行者治罪。《唐律疏议·断狱》:死刑“奏画己讫，应行刑者，皆3复奏讫，然始下决”，“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2千里。”后又改3复奏为5复奏，并下诏:“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有可宥者，宜录状奏。”由于唐初采纳了重民命、慎刑罚、援法治等1系列措施，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之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因循唐制。清朝死刑履行前执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于维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必然的作用。乾隆310年湖南官犯饶佺，以归护己过被判正法刑，但浙江省知府黄象震也以承审归护判处军台效劳，2者同罪异罚，对于此乾隆天子“急谕湖南巡抚将饶暂停处决，令刑部查明两案情节不同，始行明谕处罚。”嘉庆7年秋审时拟将广东斗殴杀人犯姚患上辉，由“缓决”改判“情实”，援引乾隆108年“1命必有1抵之旨”为据。对于此嘉庆帝御批以下:“1命1抵原指械斗等案而言，至往常斗殴，各毙各命，自当酌情理之平，分别实缓，若拘泥‘1命必有1抵’之语，则是秋谳囚徒，凡杀伤毙命之案，将绝行问拟情实，可没必要有缓决1项，有是理乎，命仍照原拟进缓。”［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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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唐令拾遗》“残”分为3类:“诸1目盲、两耳聋、手无2指、足无3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痖、侏儒、腰脊折、1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凡废疾、笃疾犯法或者听收赎，或者奏闻取旨。以《大清律例》为例:“……废疾，犯流罪下列，收赎……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办收赎，余皆勿论”。“凡老幼及废疾犯法，律该收赎者，若例该枷号，1体放免;应患上杖罪仍令收赎。”［二0］
      此类保障特殊人群的法律非但构成早，而且历代辗转相承，拥有连续性以及1贯性，这在同时代世界法制史上是少有的，突出地显示了中华法系的文明特质。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存留养亲，免死承祀的划定，也最能体现儒家亲伦精神与人道主义原则。所谓留养承祀，指按法应正法者是独子，或者犯人父母老病无人奉养，可免死，使之归家奉养父母，不致尽嗣。《唐律疏议》中划定:“诸犯死罪非10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二一］，这条划定被明清律所继续。
      (5)中华法系与同1多民族的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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