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博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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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德治”文化与现代社会行政责任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二者的“人性假设”不同。传统伦理理论的依据是“人性本善”，因而修养的途径主要依靠自省、自律。现代社会伦理建设，特别是行政人的责任伦理建设中要充分估计到人性受社会关系制约的因素，仅仅依靠人们的良心，依靠个人的“慎独”，依靠行政人个人良好的道德素质就只能表现为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很难形成普遍的、稳定的、确定的趋势。人性之中有没有“恶”的一面?人性中的“恶”一旦与权力结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何去限制它?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行政责任伦理的内容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行政责任伦理的法制化主要在立法、执法以及法律监督体系中渗透行政责任伦理的基本理念。首先是加强行政责任伦理立法，即制定专门的行政责任伦理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使责任伦理行为具备法律的效力和作用。一些人认为如果对某一行为立法，那就不是伦理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而实际上，伦理立法是一种集体性的道德裁决，是行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最低道德标准。人本身所固有的自利动机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性，使得行政人不可能依靠内在控制而永远正确地行使权力。所以，需要有外在控制来制约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滥用。加强行政责任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规则的汇编。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案》、加拿大的《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道德法》、英国的《荣誉法典》、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法、德、荷等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先后颁布了类似的道德法典。伦理立法的优点在于，它为行政官员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其次是加强行政责任伦理的执行监督。美国众议院内设置有众议院行为规范委员会、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等机构；许多州和市的议会和政府，也设有伦理办公室或伦理委员会。我们可借鉴设立专门的行政责任伦理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职责和权限，专门负责对行政责任伦理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行政责任伦理的行为进行惩处，强化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完善责任追究和监督制度。在组织内部创建一个良好的责任伦理氛围。唯有这样，一个个行事以公益、正义为中心，内省以责任，外达于服务，以和谐为实践基础的既有制度，又不违背伦理的适当裁量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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