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7)

　 实际上，本文的结论是一个价值选择和平衡的结果，是一个诸多选择博弈的妥协。遵循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法律的统一要求，不能在针对同一事件上设立不同的标准，法律标准的统一，才可能为良好的法律效果奠定基础。对醉酒确立统一的规范标准，忽略个别情况下的个体差异，是追求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的表现。

　 其二，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下的主观心理，本来就是难以用客观证据加以证明的，除非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提出相关的有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确认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通过对客观要素的事实考察与以往的经验积累，来得出推定之结论。所以，倘若过分考虑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理，就会使法律陷入对经验性推定无限追求却无法得到充分确证的“死胡同”，最终导致实践陷入僵局。同时，囿于法律推定本身受到质疑的可能性比明确的法律规范要大，法律若设定太多的推定，则会使得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受到质疑，导致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含的明确性要求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保留了太多的不确定，不如将这些不确定置于法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在规范之内的正义，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张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

　 三、结论

　 在醉酒驾车肇事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案件定性的核心争论点。本文认为：

　 其一，对醉酒状态的把握，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唯一标准，而摒弃个体标准。承认法律推定是维护法律所作出的利益平衡的结果，合理适用法律推定，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刑法正义。

　 其二，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之前的心理状态为主要根据，即以此为主观归责的主要依据。在获得合理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考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态见之于客观的表现，作为认定之辅助根据。

　 其三，重新审视“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标准，将行为因素考虑进去，或将行为因素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重要情节，以加大对其的惩处力度。

　 其四，鉴于“酒后驾车”的极度危险性，建议设立“酒后驾车罪”，以警示、防止和减少交通肇事甚至更加严重的酒后交通事故的发生。

 
【注释】
[1]在英美法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非自愿醉态”这一合法有效的抗辩理由，只要被告人证明自己陷入醉态是属于“非自愿”，则可以免罪。参见《刑法》（第2版）注释本，Richard G. Singer John Q. La Fond著，王秀梅、杜晓君‘周云彩注，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468页。
[2]如陈兴良教授即持此说，参见徐文宗：《论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在我国大陆的犯罪构成理论中，无论采用哪种学说的学者，大都赞同一条从客观到主观，进而达到主客观相结合的思维路径。这恰恰说明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3-116. {2}高秀东．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124-127. {3}[日]佐伯千仞．原因上之自由行为[A]．刑事法讲座（第2卷）[C].301；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M]．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82.404. {4}[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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