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5)

　 (2）具体根据：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程度

　 如上文所述，在控制原则之下，无法界分故意与过失的差别。而立足于对故意与过失的处罚轻重有别的理念，进行甄别又成为必要，即必须在实践中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轻重程度及其根据给予合理的说明。

　 (a)故意与过失的差异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一直以来都将故意与过失的结构定义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结合，认为故意或者过失就是在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的基础之上，对该结果所抱持的心理态度。

　 其实，故意与过失的本质差别，并非在于认识因素，而恰恰在于意志因素。本文认为，无论行为人认识的程度如何，都无法改变的是，正是意志因素的不同才构成了对不同的行为进行主观归责的差异结果，换言之，意志因素的差别或者说行为人对法益侵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差别，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归责之依据。

　 从本质上说，过失心态的核心在于对法益侵害之反对态度，通俗地讲，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是违背过失心态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而故意心态的核心则在于对法益侵害并不持反对态度，可以积极追究或者消极放任，即出现了对法益的侵害结果，可以说，是顺应了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对故意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比相同行为的过失犯罪要重。

　 （b)认定原则

　 迄今为止，司法实务界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考察仍旧建立在旧有的客观表现的立场之上，即通过行为人的客观外在表现来推知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主客观相结合的观点，正如前文所引述的黑格尔的表述那般，颇受青睐，客观是主观的外在表现，在通常的刑法领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关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点，在现有的技术和理论背景之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故意或者过失的认定，司法实践中也主要是依赖这一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客观要件的各要素来辅助认定主观要件，在许多的案例中的确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亦未造成难以言说的后果，说明这样的认定逻辑具有其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和历史合理性[3]。本文对此观点亦无非议，但对于这里的“客观”究竟应当涵盖哪些范畴，在不同的犯罪中应当更加注重哪些表现，似乎尚未出现共识。

　 针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从哪些客观表现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及以哪些为主要推定根据，联系上文所阐述的理论争点，并非没有讨论余地。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观点，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判断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的心理为依据，即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使自己陷入醉态，用以往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术语来表述，则是采用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的心态来作为判断行为人肇事心态的主要依据。由于醉酒状态中行为人可能处于丧失或者减弱辨认控制能力的情状之中，所以，在以陷入醉态之前的主观心理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应当适当考虑行为时可以判定并证明的主观心理态度，并综合考察取得结论。

　 另外，客观要件包括的要素也很多，不仅包括行为结果，还包括行为本身、行为实施的时间和地点等。在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时，不能仅仅囿于其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而应当充分周全地考虑纳入案件情况的相当因素，从而得出合理结论。

　 为应对高发的交通肇事行为并明确该类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如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意见》，该意见指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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