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4)

　 本文认为，之所以诸多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都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讨论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这一“限制”即上文已经提及的一种前提：一个主观心态只能支配一个行为。可以看到，对原因自由行为讨论都是建立在将原因自由行为界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基础上，并且致力于解决在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即责任问题，而将行为人在实施原因行为之时的主观心理仅仅局限于原因行为之上，缩小了其影响力。

　 我们认为，一个主观心理完全可以支配多个行为，只是其所支配的多个行为需要逻辑因果关系的连接。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共享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即以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判断行为人的整个肇事过程的主观心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如下：

　 其一，行为人是在醉酒之后实施的肇事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在驾车之前已经陷入了辨认控制能力的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确认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是难以实现的。

　 其二，行为人在醉酒之前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主观心理态度之下实施，而且该种主观心态一直支持行为人实施行为直至肇事，行为人醉酒之后驾车的行为与之前的心理并未连接，也就是说，驾车肇事行为是之前行为的延续。这就解释了无法确定行为人新的主观心态的原因。

　 这一观点与以往争论中曾经出现的“整体说”表面较为相似，但是并非“整体说”的拥趸。“整体说”仅仅是笼统地说，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属于一个整体，都由一个主观心理进行支配，然而并未明确前后行为之间的具体关系。本文认为，前后行为是由于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只要有两个行为就一概可以承接，也就是说，本文所主张的“一体”，是逻辑上的“一体”，而并非“机械的一体”。

　 基于上述结论，醉酒前的行为与醉酒后的肇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联系，于是可以将二者作为一个主观心理共同支配的对象进行处罚。醉酒肇事行为的“内心恶”与“结果恶”并未断裂，支配仍旧有效存在。所以，在秉持“内心恶”与“结果恶”的双重考量之下，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即使坚持结果行为的“无心理状态”，从主观归责的角度看，亦是具有前提合理性的。将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心理态度进行综合考察，并以前者为主要根据，便可得出合乎刑法正义的必然结论。

　 (b）控制原则

　 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乃是为了说明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刑事处罚并非超脱了责任主义苑囿，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仍然具有主观上的恶。但仅仅说明具有主观上的恶性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刑法必须对这种“恶”进行刑事处罚。对于该项说明，胡萨克教授的控制原则可为解释之典范。

　 控制原则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可以防止事态发生时候，才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4}。控制原则的提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故意与过失认定中产生的无所适从的现象，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可以对事态、行为或者思想进行控制而没有进行控制，导致发生了侵害结果，则应当对行为人科以刑事处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完全可以控制自己饮酒的情况下，仍旧过量饮酒，致使自己陷入了醉态继而驾车肇事，说明行为人在饮酒之时，已经对多数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抱持着消极的不保护态度。这种内心的恶，便是对其进行处罚的主观根据所在。法律以规范的形式科以驾驶者更加多的注意义务，乃是因为驾驶者本身的行为便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的形式而存在的。为了防止这种“被允许的危险”造成的损失大于允许其存在所获得的社会收益，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科以其更多的义务，获得规范内和社会效果上的平衡。驾驶者在饮酒之前，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可以防止出现交通事故的结果的，但是其并未控制从而导致结果发生，理应受到刑事处罚。

　 但本文认为，控制原则说明的限度，仅仅在于为什么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处罚，表面上看来，是解决了对行为人处罚的根据。然而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便可发现，控制原则在说明行为人处罚根据的范围内完全处于故意、过失的讨论的上层，即控制原则是抽象、概括性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处罚，但却对处罚的具体根据无法阐明。换句话说，控制原则仅仅告诉人们，当实施了某一行为的时候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一旦进一步追问处罚的程度如何时，其说明力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就需要对具体根据进行分类讨论，才得以明确处罚的程度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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