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参见姚辉：《人格权的研究》，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马俊驹教授也认为，罗马法上的人格“一方面成为划分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在私法领域发挥着确定交易主体的功能”，因此具有公私法兼容的性质（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9]参见黄凤：《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0]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3页。
[11]张翔：《自然人格的法律构造》，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1页。
[12]黑格尔认为：“家庭作为人格来说在所有物中具有它的外在实在性”；“家庭不但拥有所有物，而且作为普遍的和持续的人格它还需要设置持久的和稳定的产业，即财富。”“家庭作为法律上人格，在对他人的关系上，以身为家长的男子为代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5页。
[13][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14]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前注[8]．姚辉文。
[16]参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凤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英]亨利•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9页。
[18]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代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19]不仅古罗马如此，即使是近现代民法，绝大多数制度都与公法规定有关，如以公司登记作为公司法人资格取得之前提、以国家规定的有效要件作为合同效力判断依据、以是否办理婚姻登记为确认婚姻关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等等。如果认为以公法规定为前提的制度就一定是公法性的制度，那么我们只能将公司、合同、婚姻制度等都纳入公法范畴，最终结果就是否定公私法的划分、否定私法的存在。
[20]正如徐国栋教授所言：“在论述罗马私法的内容时做到绝对的公私分明，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也许正因如此，作为讲述私法内容的盖尤斯和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均不正面谈论公法性的市民身份，“顶多让它们充当背景的角色”。前注[7]，徐国栋，第8、6页。
[21]前注[10]，龙卫球书，第170页。
[22]前注[7]，[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3]徐国栋文，第119页。
[24]参见前注[4]，徐国栋文。
[25]参见前注[6]，尹田文。
[26][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书，第134页。
[27]前注[22]，胡玉鸿：《法律史上人格制度的演化》，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
[28]前注[18]，曾世雄书，第82页。
[29][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30]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31]罗马法常见的私犯形式包括盗窃、抢劫、损害、侵辱。参见前注[13]，[意]彼得罗．彭梵得书，第401-405页。
[32]陈朝璧先生通过对《十二表法》、裁判官法、《考乃利亚法》、帝政时期之法律的考察，认为罗马法对于侵害人格或人体的规定，尽管其内容有变化，发生结果也未必相同，但“其制裁为刑法上之处罚，则始终如一也。”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39页。
[33]参见前注[10]，龙卫球书，第266页。有学者认为：“此种观点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从《法国民法典》制定背景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此种观点可能高估了《法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曲解了立法者的原意。”曹险峰：《论＜法国民法典＞中的人格与人格权》，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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