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白侦案件证据收集的指导兼论对完善刑(3)

      客观的收集证据就是要求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  定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去收集  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既不能不按照证据的本来面目去收集、固  定它，更不能胡编乱造所谓的“证据”。要达到客观收集证据的要  求，就要针对不同种类证据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收集  到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一定要设法保持其原状，避免对其有  任何的改变和毁损: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证言  等言词证据一定要如实记录，不得有丝毫的歪曲:对于鉴定结论，侦查人员一定要向鉴定机构提供来源真实的检材和样本，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书证应当是原件，当客观情况不允许使用原件时，我们在制作复印件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原状并尽量避免多次复印，以免降低证据的可靠性，这点在书证较多的贪污案中尤其显得重要，比如说要作证据使用的发票不能调取原件时，一般是使用复印件，但发票上的公章复印时往往显得比较模糊，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发票拍摄照片的办法来保持证据的“原汁原味”。
      而全面收集证据则从收集证据的范围和内容上来讲，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做到:既要围绕被控犯罪的构成要件收集与定罪有关的各种证据，也要收集与对其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又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证据。但全面收集证据并不意味着什么材料都要往卷宗里面装，因为根据相关性规则的要求，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三、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还不很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没有一部统一的刑事证据法来规定证据规则和证据标准，以致公、检、法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上不能真正达到协调统一:第二，体现证据规则的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规则只是就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和证据力的限制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细节的规定;第三，在规则体系上缺乏完整性，多数条文只是对取证、举证、质证作了粗线条的规定，而对法官如何认定证据的规则就一片空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以致使认证过程成为某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温床。因此，笔者认为，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国家应通过立法颁布一部《刑事证据法》，从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各个流程对证据规则予以具体、规范、合理的规定，引导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在合法合理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就证据规则的内容来看，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关于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也就是说，凭共犯之间一致的口供不需其他补强证据能否定案。对此我国学者有人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应受《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制约，适用证据补强规则。笔者以为，对此应认真分析《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法理，不能对被告人定罪的条件应该是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个证据，而不是说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种证据，因为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说的是证据数量的多少，而不是证据种类的多少，并且立法的本意应该是指只有被告人本人供述的情况。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互相印证，在供述一致情况下，可据以定案。在此理论的支撑下，为有效的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我们甚至可以明文规定贿赂犯罪的共犯可以充当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以达到分化瓦解、打击犯罪的目的。因为贿赂犯罪的直接证据少，贿赂参与人的证供对证实贿赂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共同贿赂犯罪中的共犯可以作为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这些都能对我国制定刑事证据规则法起到参考作用。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贿赂法》第33条规定:“当两人或两人以上被控违反本法……法院可以要求其中之一或其他人作为证人为控诉方提供证言……。”又如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22条规定:“任何曾参与接受贿款的人士，如果在法庭上指证同案其他犯人，则不应该被视为同谋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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