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于特定客体的强制许可为例，在唱片制作、广播电视与公开表演等诸多领域，音乐作品的商业利用非常普遍，这使得使用者的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另外，音乐作品利用过程中，大量涉及到出版商、表演者、集体管理组织等可能享有著作权的主体，如果使用者与权利人逐项协商，那么其中的交易成本将远超过许可后可预期的收益。这导致了著作权市场扩张与交易成本增加之间的矛盾，新技术带来的新市场，却因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而无法开发。因此，有学者主张继续扩大音乐作品上强制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其逐步运用到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利用上，甚至以强制许可取代授权许可。[19]
以基于特定条件的补偿金制度为例，有学者提出将补偿金制度扩大到P2P软件所引导的信息分享模式中，设立一种“非商业利用补偿金”（noncommercial use levy, NUL），试图在促进技术进步，保证经济收益的基础上，降低传统财产权制度的运作成本。首先，NUL扩张了“非商业使用”的范畴，将基于P2P软件的私人复制等传播方式归入其中，使用者将有权在非商业性前提下以数字形式复制与传播信息，网络环境下私人实现信息的非商业性分享得到了保障；其次，NUL扩张了补偿金的对象范围，将所有因P2P软件而增强功能的复制设备都作为征收对象。因此，包括网络服务商、计算机制造商，以及其他为消费者提供能够复制、储存、播放与传播信息的电子设备服务商，都将支付NUL；最后，NUL制度提出了公益分享的概念，将补偿金中的一部分作为赞助持音乐艺术家的基金。[20](P25-54)
2. 事前标准规则与事后标准规则的本质差异
究竟是坚持传统的事前标准，发挥财产规则的功能，还是转向事后标准，扩张责任规则的适用，答案最终取决于究竟何种标准能够真正降低交易成本，而对两种规则在交易成本上的比较，又需追溯到两者之间的制度差别。
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本质差异，体现在权利的排他性上。财产规则坚持权利的排他性，要求他人只有在权利人许可的前提下才能利用该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排他性是贯彻事前标准的前提。首先，财产规则将客体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排他性为客体划定了一个明晰的边界，保证了财产的成本与收益在最大限度上内部化。在财产规则的保护下，权利人能够在事前对权利的利用进行精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次，排他性使第三人得以在事前获知权利的边界，权利的交易成本因此降低，最能发挥客体效用的主体得以通过契约获得利用该客体的权利。责任规则坚持事后标准，弱化了财产权的排他性，这主要体现在对交易条件的决定权上，该决定权又包括交易对象与交易价格。具有排他性的财产规则，使权利人能够自由挑选交易对象，并在与交易对象的协商中决定交易价格，一旦权利的初始配置由财产规则确定，第三方就不能再重新确定该财产的价值。相反，责任规则无从选择或限制交易条件或对象，改由第三方根据法定程序确定，当事人改变初始权利分配时，仅需依照财产的法定价值支付补偿金额即可。多数主张利益平衡的学者，坚持的即是一种事后标准，认为正是因为著作权的排他性，导致了权利人过分侵占原本属于使用者的利益，打破了著作权法构建的利益平衡，如要恢复利益平衡，应降低著作权人对权利客体排他性的控制力。[21](P1082-1085)
3. 事前标准在著作权制度中的优势
在无法通过私人交易实现权利转让时，实现权利客体的最大效益只有两种途径，或者权利初始配置的对象即为最能发挥客体效益的主体，或者使权利的定价达到最优。[22](P1075-1080)但上述两种途径都无法在著作权领域实现。就第一种途径而言，由于著作权主体之间复杂繁多的交易关系，权利的初始配置很难实现最优，因为信息产品的最终完成，需要各种不同的著作权在多个环节之间多次交易。例如，音乐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其诞生需要音乐作品创作者、词作者、表演者与录音制作者的合作；电影作为一种多媒体，也会结合不同领域作品的著作权，仅凭原始权利的初始配置，很难实最优利用。责任规则正是旨在实现第二种途径，即试图用法定价格来代替私人交易，以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然而责任规则的定价机制，在著作权领域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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