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3)

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苏辙认为，因书籍走私有暴利可图，故很难止绝，“惟是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1] 苏辙的这首札子很快便有了回应，《长编》卷四四五元祐五年七月戊子条有记载说：“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请立法故也。”

辽朝对于民间雕印书籍的政策，仅有的一条史料见于《辽史·道宗纪》：清宁十年（1064年）十月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这条史料虽很简约，但大致可以代表辽朝政府对此事的一个基本态度。

南宋时代的民间雕印手工业更趋发达，政府为限制某些书籍的雕印、传播而三令五申。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52] 这里提到的临安府、婺州、建宁府以及成都府，都是南宋时期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此诏即专门针对这些州府而发。又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53]

南宋对于非法雕印书籍者的处罚规定，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有明文记载：“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捌拾，并许人告；即传写国史、实录者罪亦如之。??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捌拾；事及敌情者，流叁仟里（内试策事干边防及时务者准此），并许人告。”[54] 禁止雕印的书籍包括皇帝御书、国史、实录、会要，涉及时政、边防的奏议章疏，乃至举人程文等等，究其动机，主要还是为了防止这些书籍传入金朝。

两宋对辽、金实行的书禁政策，贯穿在从书籍雕印到书籍流通的各个环节，但是宋朝典籍大量北流的事实，说明书禁政策的实际效果远远没有达到宋朝政府的预期目的。

三、书籍流通的渠道

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籍流通，因主要是一种不为官方所认可的民间行为，所以在史籍中留下的直接记载不多。分析起来，书籍流通的渠道大致有四条，即榷场贸易、走私贸易、官方的馈赠以及战争中的掳掠，其中前两者是主要的、经常性的流通渠道。

（一） 榷场贸易

宋辽、宋金之间通过榷场进行的书籍流通，其中既有合法的交易，也有非法的交易。

在榷场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非法的书籍贸易，是宋朝政府严加防范和打击的行为。尽管如此，这种现象在当时仍是司空见惯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55] 上文谈到两宋政府曾三番五次地颁布榷场书籍贸易禁令，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种现象虽屡禁而不止。

可以在榷场合法进行的书籍贸易，首先是“九经书疏”。有这样一个故事。据朱熹说，他曾从范仲彪手里得到一部司马光《易说》，惜非完本，“后数年，予乃复得其全书，云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版本焉”。[56] 也就是说，这部完整的《易说》是金朝的刻本。靖康之变时，金人曾积极搜罗司马光的著述，《易说》也许就是这个时候传入金朝的，而在南宋反倒只有残本流传，后来此书又通过榷场为宋人所获。

除了“九经书疏”之外，也有某些涉及时事的书籍可以在榷场公开交易。据李心传说：“往岁榷场有货板行《明昌事实》者。”[57] 此书如为金人所著，不大可能被允许在榷场公开贩卖，所以我估计此书作者应是由金入宋的归正人，之所以拿到榷场发售，主要是面向金人。再举一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照说像这类书籍理应是南宋朝廷所忌讳的，居然可以在榷场长期发售而不为宋朝政府干涉，以至士大夫人手一册。这未免有点让人诧异。[58]

书画艺术品是榷场中的合法交易物，这类交易在文献里留下了若干线索。《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条曰：“思陵（即宋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这就是说，在绍兴和议后，南宋往往通过榷场从金人手中收购法书名画，大概其中有不少是靖康之变时流入金朝的。从传世绛州法帖摹本中可以窥探到更明确的信息。清初孙承泽谓绛帖“乃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靖康兵火，石并不存。金人百年之间，重摹至再，南渡后潘氏真本已称难得，今传世者大约皆榷场中翻刻，所谓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是也。”[59] 所谓“亮字不全本”，宋曹士冕《法帖谱

系》卷下解释说：“亮字不全本：此帖与东库本绝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无右边转笔，盖避逆亮讳也。”[60] 那么这种摹本是何时传入南宋的呢？清王澍《淳化祕阁法帖考正》卷二引孙仲墙之言，谓“靖康之变，帖石沦没于金，开禧以后榷场中来者，则劖去庾元规之名，以避废主之讳，所谓亮字不全本是也。今钟元常帖中亦劖去‘英’字末笔，得非避亮子光瑛讳欤？”[61] 此谓“开禧以后榷场中来者”，不知有何根据。自世宗大定以后，海陵名份陵替，初降封郡王，继又降封庶人，揆之情理，似不应再避其名讳。我估计这种“亮字不全本”之传入南宋，应该是海陵王在位时期的事情。至于海陵王太子光英之名讳，《金史》确有明文记载，如改“鹰坊”为“驯鸷坊”即其一例（见《金史》卷八二《海陵诸子传》），但“英”字之讳肯定只限于海陵一朝。

下面谈到的这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记述他曾见过的一幅唐人画说：癸巳年（1293年）四月二十八日，“庄肃蓼塘出示??李思训《巫山神女图》，明昌御题，榷场物，曾入秋壑家”。[62] 明昌指金章宗，秋壑即贾似道。这幅有金章宗题识的《巫山神女图》，后来通过榷场流入南宋，为贾似道所获。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见于元明以来著录的传世书画艺术品中，既有章宗印鉴或题识、又有贾似道鉴藏印的作品至少还有以下八种：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古千字文》、《此事帖》、《远宦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尉迟乙僧《天王像》，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63] 我想这些东西不大可能是金末蔡州之围时为宋人所获，而极有可能也是像《巫山神女图》那样通过榷场流入南宋的。

以上谈的是榷场贸易中书画艺术品由金朝流入南宋的情况，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流向。据外山军治氏统计，见于元明清三代著录的有金章宗题签或鉴藏印的书画共计30余件，不妨设想它们是靖康之变时流入金朝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十余件书画作品上有宋高宗的印

鉴、题识，或金章宗以前的南宋人题记，那么这些东西究竟又是如何落入金人之手的呢？外山氏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南宋内府的部分收藏品由于某种原因而流失民间，后通过榷场传入金朝；其二，这些书画也可能是南宋政府作为礼品馈赠给金朝皇帝的。[64] 另一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元好问有一首七言绝句，诗题为“刘寿之买南中山水画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题五言，得于太原酒家”。[65] 淳熙甲辰即淳熙十一年（1184年）。有朱熹题诗的山水画障之所以会流落到太原酒家，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榷场这个渠道。 （二）走私贸易

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籍走私贸易，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沿边州县的边界走私，另一种是使节的夹带走私。

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地区对辽朝的书籍走私十分猖獗，输入辽朝的多是宋人文集等违禁书籍，据苏辙说：“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66] 上文曾经谈到，尽管北宋政府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以至苏辙认为打击书籍走私活动根本无济于事，只有严格雕印书籍之禁才能解决问题。

宋金两国间虽有淮河天险之阻隔，但两淮沿边州县的走私活动照样很盛行。绍兴十二年（1142年），知盱眙军沈该在写给朝廷的一首札子中描述两淮地区的走私状况说：“窃惟朝廷创置榷场，以通南北之货，严津渡之禁，不许私相买易。然沿淮上下，东自扬、楚，西际光、寿，无虑千余里。其间穷僻无人之处，则私得以渡；水落石出之时，则浅可以涉。不惟有害榷场课利，亦恐浸起弊端。欲望严赐戒饬沿淮一带州县重立罪赏，觉察禁止。”[67] 这段话虽不是专门针对书籍走私而说的，但大致可以说明当时两淮沿边地区民间走私活动之泛滥。淳熙九年（1182年），给事中施师点在谈到沿边州县书籍走私情况时说：“文字过界，法禁甚严。人为利回，多所抵冒。”[68] 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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