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

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东亚大陆上两宋与辽、金始终处于对峙状态。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赖于多种途径的资讯传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大概就是民间的书籍流通。由于印刷术的普及，这个时代的书籍传播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宋辽或宋金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常常设置许多禁令以阻止本朝著述的外流，但这些人为的障碍并未能有效地阻隔相互间的书籍流通。政治的疆界是有形的，文化的边界是无形的。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宋辽金时期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时，多着眼于政治、战争与外交关系，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双方的民间文化交流。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问题，[1] 但多侧重于讨论宋代书籍雕印、流通中的各种禁例，而对处于严格管制之下仍相当活跃的南北书籍流通状况却缺乏足够的了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书籍流通：南北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宋辽两国自澶渊定盟以后，双方的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宋人著作的大量北流。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充贺辽国主生辰使，次年还朝后，在呈上朝廷的一首札子中说：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

“闻常服伏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伏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2]

根据苏辙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北宋书籍外流之普遍。《渑水燕谈录》卷七所记张舜民绍圣元年（1094年）出使辽朝时的见闻，正好可以佐证苏辙的上述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3] 张舜民的题诗实际上是借用苏辙的诗句而稍作改动，苏辙元祐四年使辽时曾写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中一首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4] 苏轼本人对辽朝人喜欢他的诗文也深有感触，据他说：“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5] 又《东坡前集》卷一八《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三云：“氈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原注：予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那知老病浑无用，欲问君王乞镜湖。”[6]

比起宋人著作的大量北流，辽朝典籍传入宋朝的情况则很罕见。学者们在提及辽朝书禁时，常常引用《梦溪笔谈》卷一五的一条史料：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

有关《龙龛手镜》的成书年代，沈括的记叙可能有误，[7] 但此书系熙宁间传入宋朝，这一点应无疑问。

张秀民先生在谈到辽板书流入宋朝的问题时曾说：“宋人曾见到寿昌元年刻的《金刚经》与统和板的《龙龛手镜》，??辽板书传入宋代，可考者只此二种。”[8] 所谓“寿昌元年刻的《金刚经》”，其依据是《云麓漫抄》卷三的一条史料：“《金刚经》凡有六译，??经中有‘即’、‘则’二字，高丽大安六年以义天之祖名稷，故易‘即’为‘则’。寿昌元年刊于大兴王寺。后从沙门德诜、则瑜之请，仍还本文，而以‘则’音呼之，此本或传入国中故也。”这里存在着一个误解，此处提到的《金刚经》并非辽板书。兴王寺乃是高丽京城的一所名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一七《祠宇》“王城内外诸寺”条曰：“兴王寺，在国城之东南维，出长霸门二里许，前临溪流，规模极大。”辽释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志福《释摩诃衍论通玄钞》、思孝《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玄圆赞科文》，书末均有“寿昌五年己卯岁，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的题识，[9] 这是义天刊行《高丽续藏》时留下的印记。可见《云麓漫抄》提到的《金刚经》实际上是一个高丽刊本，之所以称“寿昌元年”者，乃是因为当时高丽奉辽正朔的缘故。

虽然辽板《金刚经》入宋的故事只是一个误解，但我并不否认辽朝佛学著作传入北宋的可能性，请看下面这个例子。收入日本《续藏经》中的辽朝名僧鲜演所撰《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10] 卷二之末有这样一段题记：“写本记云：高丽国大兴王寺寿昌二年丙子岁奉宣雕造，大宋国崇吴古寺宣和五年癸卯岁释安仁传写。??”[11] 这条题记表明，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一书在宣和五年（1123年）已经传入宋朝。考虑到高丽与辽朝之间佛学交流的频繁，[12] 像这样通过高丽传入北宋的辽朝佛学著作，大概不会仅此一例。

此外，还有三种见于宋人著录的书需要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契丹实录》[13]、《契丹会要》[14] 和《大辽国登科记》[15]。从书名来看，这三种书不像是宋人或由辽入宋的归正人、归明人所著，而颇似辽朝官书。但问题是它们都晚至南宋才见于著录，所以很有可能是在宣和间燕京六州入宋之后始为宋人所获。

有关辽朝典籍流入宋朝的情况，目前所知仅止于此。宋辽之间的书籍流通状况如此不平衡，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契丹书禁甚严”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一点，我想还是因为辽朝著述本来就为数不多。据台湾学者李家祺先生统计，自清初至民初，各家补《辽史》艺文志者共计11种，所收书目累计为414种，除去各家的重复，再剔除不应入《辽史·艺文志》而阑入者101种，剩下的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61种而已。[16]

对于宋金之间的书籍流通状况，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二“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条，对南宋书籍的北流有一个总的估量：“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时流通。”南宋人著述之入金者，赵翼仅举出朱熹、吕祖谦、杨万里三人，并谓“陆放翁与朱子、诚斋同时，而金源诸名人集中，无有言及者”。钱锺书先生曾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元好问在金末所作《被檄夜赴邓州幕府》诗，有“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句，与陆放翁《思子虡》之“未能免俗余嗟老，岂不怀归汝念亲”何其相似，似不得谓其未见放翁诗。[17]

今天看来，赵瓯北对南宋人著述传入金朝的情况未免估计不足。孔凡礼先生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前40卷杂著中，提到的南宋作者就有40人左右，著述达50余种，涉及经义、史学、文学诸方面。[18] 这个统计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再举一例。《宾退录》卷八在提到洪迈《夷坚庚志》时说：“《庚志》谓：

‘假守当涂，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辑为《庚志》。??’末又载章德懋使虏，掌讶者问《夷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而引乐天、东坡之事以自况。”据孔凡礼先生考订，《夷坚丁志》约完成于淳熙三四年间，而章森（德懋）使金是淳熙十三年（1186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夷坚丁志》成书后不到十年就已传入金朝，并且此书在金朝还颇有影响，后来元好问作《续夷坚志》便是一个证明。

在考察南宋人著述入金的情况时，不能不涉及到南宋理学北传的问题。按照元明以来的传统观点，金代是理学史上的一段空白，理学在北方的复兴，始自1235年宋儒赵复的北上，《元史》卷一八九《儒学·赵复传》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仍然秉承这种传统认识。[19] 但是近20年来，先后有几位学者撰文探讨程朱理学在金朝的传播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金代的理学虽然尚未形成赵复之后那样明确的师承授受体系，但程朱之学自贞祐南迁后已在北方悄然兴起。[20] 另一种观点认为，早在金章宗初期，即12世纪90年代，南宋理学著作已经开始传入金朝。[21]

尽管在南宋理学著作北传的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尚存在一定分歧，但对朱子之学传播于金朝的事实，目前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元人文集中的某些史料透露了南宋理学著作入金的消息，郝经在谈及元代理学源流时说：“金源氏之衰，其书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22] 关于朱子《四书》的北传，据苏天爵《默庵先生安君行状》说：“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辩博自负，为说非之。”[23] 这里说的“国初”，理应指蒙古太祖时期，大致相当于金章宗至宣宗时代。而许有壬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朱子《四书》是由南宋使者传入金朝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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