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2)

这里须附带澄清一个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传闻。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六记有一则洪皓使金的故事：“皓留金时，以教授自给。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25] 直至今日，辽金史研究者还每每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26] 这一记载之不可信，一望而可知。洪皓使金是建炎三年（1129年）的事情，而朱熹建炎四年才出生。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知漳州任上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而刊之，是为《四书章句集注》，此后经学史上始有“四书”一名。[27]

说到金朝典籍的南流，最值得注意的是《靖康稗史》。此书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耐庵所编，卷首的耐庵序交待了它的来历：“《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各一卷，封题‘《同愤录》下帙，甲申重午確庵订’十二字，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甲申当是隆兴二年。上册已佚，確庵姓氏亦无考。??上帙当是靖康元年闰月前事，补以《宣和奉使录》、《甕中人语》各一卷，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咸淳丁卯耐庵书。”[28] 確庵于隆兴二年（1164年）编成的《同愤录》，其下帙共收入五种书，其中有三种为金人所撰：王成棣《青宫译语》、可恭《宋俘记》、李天民辑《南征录汇》。全靠这两位佚名的宋人，金人的这些著述才能够保存至今。但它们是如何传入南宋的，现已无从考证。[29]

有关金朝典籍流入南宋的情况，在宋代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若干例证。《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目录类有《释书品次录》一卷，解题曰：“题唐僧从梵集。末有黎阳张翚跋，称大定丁未。盖北方板本也。”[30] 大定丁未即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宋人书目中著录的与金朝有关的文献，多为南宋使者、原燕云地区汉人或由金入宋的归正人、归明人所著，但下面这几种书却是例外：《女真实录》[31]、《金国大定官制》[32]、《金国明昌官制新格》[33]、《金国刑统》[34]、

《金大明历》[35]。单凭书名即可看出，这五部书全都是金朝的官书，而它们均见于南宋的著录。再有一个例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眉山万卷堂刊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卷首刊有庆元元年（1195年）汾阳博济堂序文，——这里说的“汾阳”当是金汾州之古称。宿白先生指出，这是宋金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线索。[36]

与宋金间书籍流通的话题有关，有两个误解需要在此予以澄清。第一个是陶晋生先生的误解。氏著《女真史论》从清人孙德谦《金史艺文略》中转引了下述文字：“洪容斋云：太史公书，若褒赞其高古简妙，殆是模写日星之辉，多见其不知量。近年得滹南《经史辨惑》，论《史记》者十一卷，采摭之误若干，取舍不当若干，议论不当若干，姓名字语冗复若干，文势不接若干，重叠载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迁之罪不容诛矣’之辞。”陶晋生先生由此得出洪迈曾经读过王若虚《经史辨惑》的结论。[37] 令我感到蹊跷的是，洪迈居然称王若虚为“滹南”，——恐怕没有哪个宋人知道“滹南”为何许人，更何况洪迈还要早于王若虚半个多世纪呢。今查这段引文出自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再查洪迈之语，见《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简妙处”条，原来洪迈的话只到“多见其不知量”句，而自“近年得滹南《经史辨惑》”以下则是盛如梓的自述。据我孤陋之所见，王若虚的著述似乎没有传入南宋的迹象。

第二个是宿白先生的误解。据宿白先生《南宋的雕版印刷》一文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金刻残本《集韵》，残存卷六至卷十，此书版心下部所见刻工姓名，有十余人署长沙籍。宿白先生的解释是：“南宋初期，长沙富庶，商业发达，所以其地雕印手工业亦日趋兴盛，??因此长沙有较多的刊工受雇于北方，亦是可以理解的事，而金代雕印与长沙的密切关系，则是前无闻焉的新发现。”[38] 以常识判断，南宋时期有十几位长沙刻工受雇于金朝，这实在是一桩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没有见过这个本子，但国图藏有一部宋刻《集韵》（据

李致忠先生推断，当为宋孝宗时期荆湖南路刻本），[39] 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而宿白先生列出的金刻残本《集韵》中的11位长沙刻工姓名，全都见于这部宋刻本的版心。可见所谓的金刻本，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宋刻《集韵》的一个残本。[40]

二、书禁：构筑文化的疆界

宋辽金时期，不论是宋朝还是辽、金，主要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都以各种方式禁止本朝书籍外流。但由于辽金史料的匮乏，我们现在只能对宋朝方面的书禁有比较多的了解。

两宋与辽、金的民间书籍流通，榷场贸易是一个重要途径，北宋自榷场建立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诏曰：“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41] 澶渊之盟后，宋朝于景德元年（1004年）首先设置了雄州、霸州、安肃军三处榷场，次年又设广信军榷场，迄北宋末年，“河北四榷场”始终是宋辽边贸的主要场所。[42] 景德三年的这一禁令，是在榷场刚刚建立之初就颁布的。根据这个规定，北宋政府允许在榷场进行的合法书籍贸易，仅限于“九经书疏”而已。

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针对榷场书籍贸易颁布了一个更为严厉的禁令：“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43] 此诏除了重申久已有之的榷场书籍贸易禁令之外，还明确了具体处罚措施。南宋时期，针对违禁的书籍贸易也有类似的处罚规定，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十二日诏曰：“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里图籍与（兴？）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44] 参照元丰元年的诏令来看，大概也是处以三年的徒刑。

在书籍流通环节上的防范，当然不仅是榷场贸易一个方面。《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1053年）二月癸巳有记载说：“诏仪鸾司，自今毋得以天下州府图供张都亭驿。初，户部副使傅永言，奉使契丹，而接伴者问益州事，且云曾见驿中画图，故请禁之。”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北宋的书禁可谓周密之至。宋朝书籍外流的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通过高丽而传入辽、金，因为宋朝对高丽的书禁远不像对辽、金那么严格。元祐八年（1093年），高丽使者向北宋政府提出购买《册府元龟》、历代正史、太学敕式等书籍的要求，当时朝廷臣僚对此事意见分歧很大，礼部尚书苏轼极力反对，他的理由是：“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乃废榷场之法。??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45] 虽然此事搀杂着朝廷政争的因素，但苏轼的忧虑确实也不无道理。

至于辽朝对宋的书禁，在辽代文献中缺乏记载。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谓“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沈括曾于熙宁八年（1075年）出使辽朝，他对辽朝情况的介绍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如果这个说法没有夸张的成分，那么辽朝的书禁显然要比宋朝方面更为严厉。

关于金朝对南宋的书禁，洪皓《跋金国文具录札子》透露了一点消息：“臣拘絷绝域十有五年，凡所见闻，亦尝记录。比闻孟庾南还，发箧得其状稿，几沮归计，应有书籍，悉被敚留。臣之所编，若紧切者惩艾焚毁，独存此书。”[46] 孟庾绍兴十年（1140年）在开封留守任上时，宗弼来攻，举城降金，后于绍兴十二年遣返南宋。[47] 据洪皓说，孟庾南还时因被查出携有违禁文字，差点让他不能归国，洪皓吸取了这个教训，遂将其滞留金朝十五年间所作文字大都付之一炬。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朝对南宋的书禁。

宋朝政府除了在流通环节上限制、防范书籍的外流，还屡屡颁布对于民间雕印书籍的禁令，以期从源头上加以控制。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雕板印刷术的成熟，民间雕印手工业日趋兴盛，政府遂相应加强了控制力度。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二日诏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48] 此诏所针对的主要是“边机文字”，即有关宋辽关系的奏议章疏，这是最为宋朝政府所忌讳的内容。又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十三日，有诏曰：“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49] 类似这样的禁令先后发布过多次，说明民间非法雕印书籍的现象是屡禁不止的。

在宋人文集中可以看到朝廷臣僚对于民间雕印书籍的态度。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谈到当时坊间书肆普遍违禁雕印书籍的情况：“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道（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他提出的对策是：“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50] 元祐五年（1090年），翰林学士苏辙在出使辽朝归来后，写有《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中之一是《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文中描述了他在辽朝境内所看到的北宋“印本文字”无所不有的状况，并建议朝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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