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百年(4)

阐述教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反对教育理论中的僵化观念，批评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教条化，否定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化与孤立化，从而在方法论方面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7年6月号；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579-599页。）。1957年4月底开始的整风运动，6月上旬起迅速转为反右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序幕。当时还是一个“半青半黄时期”，对苏联的教育理论还是不可擅作评论的，不宜指天画地的。曹孚的超前行为，当然受到批判。他写了检讨（注：《对〈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检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但也滑到了所谓“边缘”。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它严重地扩大化了，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斗争，使刚起步的教育学中国化的探赜索隐，几乎倏然而止。

1958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又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一本社会主义教育学。采用凯洛夫《教育学》就代替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同时认为凯洛夫的《教育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认为能担任任何职业是空想主义；在党的领导上，不强调教育工作除了思想原则上的领导外，还有具体政策上的领导；在办学上的单一刻板；在教育方法上不要因材施教。并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教育学。6月，教育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学校下放，中小学学制和课程等问题。同时指出凯洛夫《教育学》从反对“教育即生活”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基础知识，忽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尤其是忽视党的领导，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1-222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81、939-940页。）。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也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迅速出现了教育“大跃进”的局面，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勤工俭学，出现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课程、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教育大革命”开始了！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8月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红旗》1958年第7期；又见瞿葆奎主编，雷尧珠、余光、黄荣昌选编：《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人教社1991年版，第261-279页。），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注：《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280-288页。），都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内部的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判它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批判它的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5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亦“天悬地隔”了。 教育大革命的极左浪潮汹涌澎湃，对教育学建设产生了不小的负效应。中国教育学百年的一度小曲折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师大1958年9月编的《教育学教学大纲》说：“过去教育学的教学，不是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出发，不是从党的教育方针出发，不是从我国的教育实际出发……”，这也许是当时许许多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深刻反思”的说法。在“教育大革命”中，贯彻了“大跃进”，坚持了“群众路线”，发动大学本科生（可能有的还没学过或没学完教育学课程）参加或单独编写教育学教学大纲，甚至教育学教材，并与教师编写的大纲或教材进行评量。而且总是学生的先进，教师的落后；学生的受表扬，教师的挨批评。在教育学中国化道路上，真是水有九道弯，路有十八坡。

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

会等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在“反右倾”的声势下，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它“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并反映我国教育革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丰富的创造性经验，全面揭露全日制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半日制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的规律性，使我们的教育能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多快多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服务”。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

《教育学（初稿）》分为五编：第一编，毛泽东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编，全日制学校教育；第三编，半日制学校教育；第四编，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第五编，教育的科学研究。这是一本囊括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教育学”。就其与其它教育学的可比部分，即对全日制学校教育的论述而言，共有九章：全日制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德育、智育、体育、学生的生产劳动、学生的科学研究与科技活动、学校中的共青团少年先锋队与学生会、班主任工作、学校的组织和领导。在其“智育”一章中，智育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教育大革命中在实践上不少左的措施和理论上不少左的思想，逆教育客观规律而行，造成教育工作的混乱，教育质量的下降，早已由历史作出结论。用一些论者的讲法，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这一阶段前期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往往有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之嫌，甚至就是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这在实质上是否定了教育学自身！可是也许要看到，这种走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的道路，在当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经验总结”的结局。不其然乎？！

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还有河北北京师院教育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南京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华东师大教育学教研组、上海师院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1959年）；上海市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编写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上、下册，1959年）；华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年）；华中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初稿）》（1959年）；等等。

进入60年代，全国工、农、商、学都进行调整，教育领域左的倾向得到了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特别是周扬在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作了报告，为编写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教育研究》1980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41-360页。）。与此同时，教育部从1961年开始，草拟了《高校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学五十条》［即《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小学四十条》［即《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81-433页。），它们是在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总结了建国以来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另一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境下，开展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心的批判运动。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批判了所谓超阶级的“母爱教育”、“美育”、“红专”等。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尤其对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

进行半公开的“笔伐”，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2月号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3月号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口诛”是“教育大革命”的继续，是相当公开的，例如1964年暑，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教育学讨论会，逐章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等等。

在1961年那次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当他拿出编写组的《教育学提纲（初稿）》后，周扬针对《提纲（初稿）》，先就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史与论、正面问题与反面问题、共性与特性等一般性问题提了意见，然后逐章提出建议。他认为，要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教科书以正面讲述为主；要注意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周扬谈话的方法论意义，至今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嗣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4次内部印刷试用4度修改补充，历时3年许。从1962年第1次印刷试用，到1964年印刷试用，已踏入1963-1964年“九评”（九次反修评论）的岁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本书长时没有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为应教学上的急需，1978年重印了一次。后应人教社的要求，稍加修改于1979年才正式出版，署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注：“文革”中，1972年，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院和上海教育学院5院校被强行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上海师院、上海体院、上海教院相继恢复建制，从“上海师大”分离出去。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恢复华东师大原名。）：《教育学（讨论稿）》（上、下册）。旋又合成一册。1981年函请人教社停印时，已4次印刷，印数近50万册。对于这本教育学，人们自有议论，有人认为它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古今中外法”为方法论原则，力求从“政策汇编”与“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模式下解脱出来（注：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和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53页。）。作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曾以努力探讨教育规律为己任，并在联系我国当时的实际上迈出了一步，毕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 文科教材会议后，同期还有其他的《教育学》出版，如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授提纲（初稿）》（1961年），《师范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江西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教育学讲义（试用本）》（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华中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1962、1963年），等等。 第五阶段(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学术的灾难。这是10年“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疯狂岁月！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中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同一天晚上，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放了授意的北京大学七人的这张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字报。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张大字报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谓“上揪下扫”，“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一片*声中，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教育学在劫难逃！这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一次大曲折、大破坏。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

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大约在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教育学”的名称才先后出现在师范院校的校园里。当时对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是这样说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 师范院校里那时“教育学”这个名称所表征的，是语录化的“最高指示”。教育学语录化了。有的院校干脆叫“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在许多师生心目中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其教学纲目往往是：“教育要革命”，“必须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坚持?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以及“建国以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等。这些专题都是介绍和讲解毛泽东的语录，因而教育学变成了“语录学”。这些语录是教育大批判的特殊武器。因此讲语录与批教育学相互为用，可以说这合成了当年的“语录教育学”。 有论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正是推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注：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林彪、“四人帮”是“天才”的造神论者。毛泽东被神化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作用也被神化了。各种辑集的“教育革命”的语录不说“铺天”，也是“盖地”了。1967年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说这本陈伯达一伙编辑的本子，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并要求各地立即在一切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个纲领的群众运动（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4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16-417页。）。连小学生也人手一册。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四人帮”控制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它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称“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根精神支柱。张春桥、姚文元一下子成了“教育学”的暴发户。这个《纪要》，是这些“教育学”骗子被钉在中国当代教育学史的耻辱柱上一份黑色的骗子“教育学”。

历史往往是一位严峻的“法官”，有时也会成为最大的“被告”。10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它留给人们的思索是十分沉重的。当时呀，广大的教育学工作者真感到：天苍苍，地茫茫，教育学何处！？

这一时期只给人们留下了教育学的零星的“证明性”材料，如上海师大教育系《教育学》公共教学小组编：《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讲稿，修改稿）》（1972年）、广西师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1973年）；广东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讨论稿）》（1974年）；《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上海市出版革命组1970年版）；等。 第六阶段(1976- )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一场10年的历史的、时代的悲剧终幕了。之后，全国人民批判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并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教育学工作者重新解放了思想，决心更新观念，矢志重振教育学。这在1978年萌发、1979年兴盛，历时10年之久的“教育本质”的讨论也可得到映证。1978年，于光远在《学术研究》上发表《重视培养人的研究》（注：于光远：《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学术研究》1978

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这是向当时“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习惯性认识的挑战。“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本质”的争鸣汇成气候，《教育研究》杂志成为主要论坛。1978-1996年，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本质的讨论文章约300篇，关于教育本质的“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等等，确乎百花齐放，蔚为壮观。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旗帜。它成为教育学界关注的主题，围绕它相互研讨，著书立说，形成热点。

如此活跃的学术气氛，与高师院校对教育学的迫切要求，促进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十年浩劫”后首批教育学教材的出版。刘佛年主编的那本《教育学（讨论稿）》于1979年出版时，在《前言》中说：“稿子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许多内容已经陈旧，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又说：“这个讨论稿在表述上，从概念、从方针政策出发多，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少。在编写时，我们虽然注意到把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证明结合起来，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没有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有的地方，只作论断，缺乏材料；也有的地方，材料堆砌，分析不足。文字也写得呆板，读起来很不生动。”并且“殷切期望不久就有较好的教育学教材来代替这本旧作”。自我剖析，存真求实；拳拳之情，寄于来者。

1978年，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率先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四个分册），1980年修订为《教育学讲授提纲》（上、下册）；徐国ｑǐ＠②主编的中师《教育学》试用课本，也于1979年出版；华中师院、河南师院、甘肃师大、湖南师院和武汉师院五院校一些同志协作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于1980年由人教社首次出版，经多次修订再版，共发行200余万册，后由王道俊、王汉澜担任主编，对这本教育学进行了较大修改，于1988年由人教社出版了《教育学（新编本）》第1版，1989年又出版了第2版；南京师大教育系编的高师教育系专业基础课教材《教育学》，由人教社于1984年出版，它是在1980年编的《教育学》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而完成的；顾明远、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作为试用本由人教社1982年出版，1987年为第2版；等等。 这些先声之作为带动我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它们之后，到1990年12月为止，经与北京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实，我国公开出版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111本（包括哈萨克文的、朝鲜文的）（注：瞿葆奎：《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尤以1986-1989年为峰期。在这1979-1990年12年时间里，可谓风起云涌，火树银花，且多有融汇、取舍。1991年至今，估计又增二三十本。这表明教育学工作者力求使教育学教材配套，并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化的教材转向多样化。各种教育学本子，在框架结构、理论研讨、反映实践、表达形式等方面，都有所尝试。在这么多教材面前，一方面感到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又不时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议论。对有的教材自诩在观点、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云云，论者称“雷声”与“雨点”未必谐和；对有的教材以“新”、“填补了空白”自负，论者认为评价的主体在出书后的读者，而不是出书前的作者。诚哉斯言。 教育学的教材建设，在这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前进的。同时也面临着教材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反思，例如，教育学教材较合理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又如究竟如何理解教育领域中的实践与理论、规律与政策、历史与逻辑、批判与继承等等之间的关系？再如教育学教材改革和建设的“出”路在哪里？还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与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其建设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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