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百年(3)

教育体系》（重庆时代出版社1944年版，1948年由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再版）（注：中央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也刊印了。

处在战争状态和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区也办有师范学校，其中有的属师资训练班、简易师范，都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实习。以40年代陕甘宁边区、苏皖边区、东北解放区为例，中等师范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多设教育原理，或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或教育概论等课程（注：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见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教社1993年版，第745页。）。1941年，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研究室，它联系教育实践，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并评议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教育史，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以及敌占区3个地区的教育现状，等等（注：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献 ＠②原字为忄加享 ＠③原字为曰下加融 ＠④原字为火加召 ＠⑤原字为木加奇

（中）《教育研究》 1999年第1期

第三阶段(1949-1956)

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新华书店1949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其“编辑大意”指明，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可暂用为（师范学校）?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1950年，如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颁发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教育学课程标准》。这些“基本教材”或“课程标准”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版）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我国东北地区解放早些，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就提倡“学习苏联”。东北当时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注：《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

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

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

这个热潮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1947年俄文版；据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翻译。新华书店1950年上册初版，1951年下册初版；分两册。自1951年上册第2版和下册第2版起，改由人教社先后出版，南致善作过部分修订。1951年上册第3版和1952年下册第3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1953年合上、下册为第3版合订本，其中前7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译文，又作了订正）；冈察（查）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东北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上册，其后人教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教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凯洛夫、冈察（查）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7年版）等。上述苏联的教育学译本中，以凯洛夫主编的于1950-1952年出版的上、下册影响最大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当时上面大力提倡，倒也总是叮嘱：“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下边积极响应，教育界可以说真是满怀学习激情，奉之为教育学的“经典”。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或挑选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办教育学研究班等形式，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注：《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1952年3月号。）。又如张腾霄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曹孚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应上海市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教育学报告等。当年曹孚的每次报告，由速记员记录，并整版发表于《文汇报》，供教育界学习。到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ｆēｎ＠①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等。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如《人民教育》，连载青士（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一些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

四是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十分用心。有的研究者比照原版阅读翻译的《教育学》，并列数翻译谬误。举例来说，正风书局于1951年出版了高晶斋翻译的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按：即奥哥洛德尼柯夫、申比廖夫）1950年俄文版《教育学》，抢时间，瞩目于经济效益，不顾社会后果，翻译的错误累累，被陈侠、尤真、马骥雄等一一读了出来（《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5月号）。

五是不断引进原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如1952年苏联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展开讨论，《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进行介绍。这10个问题是：1.教育这个社

会现象的专门特点；2.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关系；3.教育对上层建筑的关系；4.教育是永恒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5.教育中的阶级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东西；6.教育与发展；7.教育与遗传性；8.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的态度；9.教育研究的方向与任务；10.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工作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人民教育》1952年7-8月号，刊出胡沙译的包德列夫、叶希波夫等的《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注：在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参考资料》时，胡沙译文的个别地方，曾请杜殿坤校改过；同时，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改用了新的译文（《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0年版，第131-157页）。又见黄云英译：《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讨论总结》，《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6-104页。）。 六是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学讲义和报告。如波波夫：《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人教社1953年版）；普希金：《教育学讲义》（北京师大1952年）；崔可夫：《教育学讲义》（上册）（人教社1954年版）；杰普莉茨卡娅：《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华东师大1957年）；安娜斯达西耶娃：《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3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1957年）。张腾霄的《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讲座》（大众书店1951年版）、曹孚的《小学教育讲座》（人教社1953年版，1954年再版时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是在上述口头报告的基础上成书的，前者先后印刷33万册，后者累计发行80余万册；等等。

当年在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尤其参考了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朱智贤、陈选善等14位学者专家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4册，暂缺第二章内容）。1953年第3版时，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订。1956年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这部中师《教育学》第5版的《出版者的话》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注：《教育学?出版者的话》（上、下册），人教社1956年版，封2。）

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订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并说明：“新中国的教育学是研究如何对新生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科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本教学大纲又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拟定的。”（注：《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人教社1954年版，第1页。）又于1956年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都提到它们是参照了1954年苏俄教育部批准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注：《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人教社1956年版，第1-3页；《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人教社1956年版，第1-13页。）。可见，当年原苏联教育学的“榜样作用”是极其有力的。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除上述中师《教育学》外，不少高师都编写了《教育学》，只是正式出版的少。举例来说，有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5年；其后，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印刷时，分上、中、下3册，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则分为上、下2册）；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1954年）；东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6年）；开封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

由人教社出版的中师《教育学》，对全国中师影响甚大。它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停止使用，人教社一直到80年代才出版新的中师《教育学》（试用本）教材。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是1953年下半年“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

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而面世的（《前言》）。它对全国高师产生过影响。

以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从一个侧面说，它是苏联三四十年代教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自1931年起，由联共（布）中央直接出面，反复指出：“学校目前的根本缺点是：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注：《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瞿葆奎主编，杜殿坤、俞翔辉、朱佩荣选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教社1993年版，第242、251、260页。）并严厉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伪科学的儿童学”、“教学法上空洞计划的设计教学法”等。有如人们所说的，概而言之，它在指导思想上是“三中心”的：“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它是原苏联这个时期的产物。

在原苏联1947年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为起点的批判运动中，苏俄教科院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所于1948-1950年也曾组织了对麦丁斯基的《教育史》、对奥戈罗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的《教育学》、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对格鲁兹杰夫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以及对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的讨论与批判（注：《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第386-544页。）。我们许多人只知道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曾受到过学术上的批判（注：郭从周、石宝常译《教育学原理》（初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时，把一些讨论和批判以及冈察（查）洛夫本人所作的检查，已作为“附录”。），但是长时期并不了解或不大了解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也曾受到学术上的讨论和批判。那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中，总的矛头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移植原苏联的教育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原苏联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这种教育学对稳定我国建国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一般来说，当时或在热忱的学习下未多察觉或在反复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条件下未便分析。

在这一阶段，由于1951年我国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发生了电影《武训传》宣传“武训精神”的问题。《人民日报》于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文教界开展了学习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并进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批判（注：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14、131、145页；张健主编、周玉良副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0、934、935页。）。

陶行知于1946年逝世后，至1951年以前，对他的评论的基调是：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从批判“武训精神”后发起的批判，主要倾向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注：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批判采取政治运动的做法，就不是学术的争鸣，不仅出现一时的“大褒”，一时“大贬”，而且出现同一个人观点前后迥异的现象（注：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

同时，也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展开了批判。批判陶行知和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从1951年延续到1953年。

1957年下半年，有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1951年起的批判提出异议，于是展开了跨1957-1959年的学术讨论。

也在这一阶段，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并且当时认为，在教育领域中几年来没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抓紧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进而批判其他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报刊开始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于1955年5月号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号召教育界全面开展对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并开辟专栏。这一批判运动持续至1957年（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0、114、131、145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30、934、935页。）。

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例如在《人民教育》1950年10月的第1卷第6期和11月的第2卷第1期上，就发表过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3月由人教社出版单行本；又见《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3页）。自1955年开始延至1957年左右对杜威、胡适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是“运动式”的“急就篇”。当年的批判，出版过若干本书籍，论文极多。人教社在1955年、1956年曾选编报刊上的文章，汇集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1集、第2集、第3集出版。运动式带有政治性的自上而下的批判，往往是“宁左勿右”的，往往是用凸透镜和放大镜的，或临阵磨刀，或违心随流，如此等等。这里失却了“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的古训。在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学建设中，这种消极的影响殊多且大。只是到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以后，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才有较全面的评价，如赵祥麟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注：《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0年第2期。）等。 这次批判运动，也兼及批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批判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

第四阶段(1957-1966)

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我国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开始受到批判，这迫使我国拿出自己的教育学。另外，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我国教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

这个阶段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一是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前4年(1956-1960)，二是以1960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的后6年(1960-1966)。在教育学的建设历程上，留下了这两个时期的一些色彩。

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注：程谪凡：《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随后，有些同志论述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其实，在中国教育学史上，过去在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的过程中，也曾有教育学家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过教育学中国化或类似中国化的课题。在引进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又提了出来。可见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问题。教育学中国化就是要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在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上，尤其如曹孚，他于1957年春应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之邀，作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其后应《新建设》杂志的要求，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他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原苏联教育学提出了挑战，从教育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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