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世界当代史》习题及其解答(7)

的财政赤字则不断上升。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波兰政府只好通过提高物价谋求摆脱困境，但是，工资的冻结和物价的上涨明显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直至超出了群众的忍受度，又一次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5、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改革停止不前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以纠正赫鲁晓夫的政策失误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同时又表示坚持二十大的基本政治路线，不改变方向。 勃列日涅夫政权在调整政策、稳定形势的同时，还曾延续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已经展开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的讨论，在收回地方权力、复归中央部门管理体系后，对部分企业实行“扩权”试点，这一由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管理体制改革被称作“新经济体制”。 所谓新体制，以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提出的用“利润”作为核心指标考核企业的政策建议为指导思想， 试图在坚持中央计划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适度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通过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制度，使企业在产品的供、销和人员编制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并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亏损。为了调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允许企业用利润留成设置奖励基金，强化经济刺激机制。新体制的试点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1965年9月中央全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此后，新体制被逐步推广到大部分工业企业和一部分商业企业。

“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在计划经济中引入了一些市场调节的因素，这种改革比原来在“条条”与“块块”中兜圈子显然进了一步，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的活力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计划管理层次上。所以，在推行新体制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6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比60年代前半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在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持平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如同赫鲁晓夫时期的体制改革中途而止，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由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层总体上思想观念趋向于保守，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即停止了改革。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主张继续深化改革的观点被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批判，拒斥市场范畴的传统经济理论重又主导了经济政策，于是，一度有所松动的经济体制再次趋于僵化。

勃列日涅夫政权的保守倾向更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 干部队伍从稳定走向老化。由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定期更新制

度，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新幅度很小，越到高层越是如此，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 大大高于二十二大的49.6%，到二十五大，连选连任者比例更上升到83.4%，除掉去世者，实际达到90%，而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然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当时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者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占57.1%，平均年龄比1964年时提高了近10岁。 国家机关日益膨胀。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官僚体制发展到空前规模。据1982年统计，中央部级单位和部长会议直属机构多达110个，中央级机关人员高达2100万。在各级管理部门中，正副首长占总人数的31%，有些部门首长与下属的比例达到1:1，通常，每个部的副部长设置10人以上，如黑色冶金部，设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计19人。

决策权力再度向个人集中。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针对赫鲁晓夫后期的个人专断，曾采取了“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方式（党、政、苏维埃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三人分别担任），但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的稳固，个人专权的体制病又一次发作，进入70年代后，勃列日涅夫逐步把“三驾马车”改为一人掌舵，1976年他首先把原由国家元首兼任的国防会议主席一职归于自己名下，1977年又取代波德戈尔内，自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0年，柯西金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听命于勃列日涅夫的吉洪诺夫接任，这样，党、政、军大权和国家元首的名份全都集中于勃列日涅夫之手。与此同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活动也不断升温，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被夸大宣扬，还被授予各种荣誉勋章和最高军衔，报刊舆论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由于勃列日涅夫代表的保守势力占据了苏联政治的主导地位，改革倾向受到压制，理论和意识形态也出现朝斯大林时期复归的趋势。一方面，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遗产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被肯定，批判斯大林的著作遭到禁止；另一方面，主张改革的思潮成为批判对象，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汇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口径被规定在“完善”既有体制模式的主题上。正是在这种保守意识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为现实体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辩护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勃列日涅夫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此后，苏联理论界从各个层面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大量的宣传论证，1977年，这个理论观点被载入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理论标志。

以“完善”既有体制为宗旨的理论和政策使一度受到改革冲击的“斯大林模式”得到修补和延续，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停滞，并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再度出现了类似斯大林晚年的由体制僵化而走向危机的状态。

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82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仅为60年代下半期平均增长率的44%，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也由8.4%下降到2.8%，农业则维持着1%左右的低增长，投资效益下降了近一半。因受旧体制的束缚，苏联的发展战略始终难以转到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轨道，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缓慢，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既压抑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又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崛起，这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又一次失去了利用技术革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机遇，而且在新技术领域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如此，自我陶醉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对危机征兆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沿着旧体制的轨道，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彰扬国威，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其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它的经济结构因军事工业一家独大而进一步畸形，沉重的军事负担与日趋虚弱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相匹配，综合国力逐渐衰退，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作为客观的历史使命又被提了出来，而被压制的改革潜流已经在寻求突破的时机。 1982年11月10日，执政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因病逝世，苏联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6、简述1968年匈牙利新体制改革。

7、简述东、西德的统一。

1989年，民主德国在外部冲击下也发生政局剧变。10月中旬，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在如何对待群众示威及是否实行政治民主等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拒绝改革的总书记昂纳克处境孤立，10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解除了昂纳克的职务，主张改革的克伦茨当选总书记。11月9日，民德当局宣布开放两德间全部边境出口站，试图缓和因大批居民要求前往联邦德国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但是，打开“柏林墙”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移民潮，两天内就有400多万人次从民德涌向联邦德国。不断恶化的局势迫使统一社会党放弃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寻求与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妥协和联合执政。12月3日，克伦茨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因无法控制局势而集体辞职。12月7日，统一社会党等13个党派组织举行圆桌会议，就多党自由选举和修改宪法等问题达成协议。12月16日，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以此表明同过去的路线决裂。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首次多党议会选举，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40.91%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仅获得16.33%的选票，失去了组阁权。

4月12日，组成基民盟领导人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沦为在野党。基民盟执政后，完全改变了民德的社会制度，并在联邦德国的强烈影响和干预下，朝着加入联邦德国、实现两德统一的方向发展。

第五章：

1、分析二战后印度民族运动的特点和印巴分立的原因。

2、简要说明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

3、比较80年代东盟与印度的经济。

4、分析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

5、分析第三世界兴起的历史意义。

“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范畴中是对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现代化进程中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泛称，而在国际政治范畴中则是指介于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中间地带”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无论从哪个范畴着眼。“第三世界”所指称的对象基本上是同一类国家，即大部分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多数在二次大战后才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所谓“第三世界”的兴起，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种集体的力量在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概括。

“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

50年代中期，正处于民族独立浪潮高涨阶段，当时，亚洲和北非已经诞生了一批新独立国家，但亚非地区还有许多国家尚未取得独立，在这种形势下，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1．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协调相互关

系，通过合作谋求发展并巩固独立；2．如何在世界性和地区性事务中发挥新兴国家的作用，在大国主导的两极格局中表达中小国家的要求、维护中小国家的利益；3．如何继续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壮大“第三世界”的力量。亚非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召开的。

1954年底，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谈后发表公报，决定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向中国等25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会议预定的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讨论有关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问题；讨论世界和平及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亚非国家普遍欢迎和支持，被邀请国除中非联邦外都同意参加会议。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开幕，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中国和其他与会国的共同努力下，4月24日，会议按照预定目标一致通过了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宣言中提出以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和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以上十项原则所贯穿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合作的精神被称作“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是亚非会议为人类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它是亚非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亚非新兴国家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亚非会议被看作“第三世界”兴起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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